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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与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在利率与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等方面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展。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利率与汇率都是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其对合理引导资源的配置具有重要的杠杆作用。
检验利率平价是否成立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的热点。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汇率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汇率弹性的不断增大，对利率平价的成立均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也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的价格传递。同时，我国资本账户逐渐开放使得跨境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对于扩大我国外汇市场流动性，强化国内外利率差异对汇率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研究了中美利率平价在我国从21世纪初至今的演变情况，并探讨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本文的研究对于探讨我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对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以及深化我国的汇率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研究中美利率平价偏离的影响因素时，除了考虑我国自2000年以来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高速发展背景下的市场化因素，如资本市场风险与投资多样化风险等，本文也特别考虑了我国的资本管制、体制转型等制度化因素在过去十几年的变迁中对中美利率平价偏离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数据样本的选择。考察了2002-2016年中美利率平价的演变及驱动因素。数据样本的选择兼具了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对于制度影响研究的必要性。自2002年以来，我国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数次固定汇率和有管理浮动的变化，以及2015年8月的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我们所选择的数据样本给本文提供了检验汇率制度与利率平价关系的独特机会。同时，我们还特别考察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美利率平价可能存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美两国通胀率差异对中美利率平价的偏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了我国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独立性，我国的利率政策能够基于国内的通胀水平进行调整。货币风险对利率平价的偏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代理货币风险的EMBI指数升高时，人民币资产相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资产更具有吸引力，中美之间的抛补利率平价偏离程度减小。我国资本市场风险对中美利率平价的偏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资本市场风险增加时，资金由股市流动货币市场。金融危机期间，中美利率平价的偏离程度显著增加，并且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次贷危机以来至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前的第一阶段中，全球美元的流动性危机是导致偏离增大的主要原因。而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的第二阶段中，随着危机在全球蔓延，虽然我国再次实行了固定汇率制度并减缓了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但金融危机通过经济形势和对全球投资者风险态度的传导，反而使得偏离缩小。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导致了中美利率平价偏离的增大，但其影响并不显著。而“8.11”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使得中美利率平价偏离显著减小，表明，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确实达到了减小中间价和市场价之间长期偏离的目标，使得我国形成了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定价机制。
其次，为了考察资本账户管制对中美利率平价偏离的影响，本文还通过对IMF颁布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和外汇管理局颁布的法规的全面梳理，采取打分的形式构建了细化至月度的资本管制指标。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学者多使用OLS回归法来研究利率平价偏离的影响因素。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创新，使用基于边界检定（bound test）的ARDL模型来研究中美利率平价的影响因素，该方法是由Pesaran et al.（2001）提出的，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宏观经济变量由于存在趋势而不平稳，并且对于我国这种快速发展的新兴转型经济体，很多数据的统计性质并非十分清楚的表现为稳定或不稳定，另一方面，当样本量较小，以及部分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时，该模型同样适用。因此，本文使用基于边界检定（bound test）的ARDL模型来研究我国利率平价的偏离，其最大好处是避免了回归中各个变量的稳定性不显著的问题，使得实证结果更加严谨可靠。
本文主要包含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的导论，该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同时还详细梳理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示了后续的研究方向。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在这一部分，本文主要回顾与总结了国内外学者进行的相关研究，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类。第三部分是法律意义上的资本管制指标的构建，为了反映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本文整理了1999-2016年以来，我国外汇管理局颁布的法规，对其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采取打分的形式构建了度量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法律意义上的资本管制指标。本文对打分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的法规进行了细致总结，还对我国实施资本账户管制的历程进行了总结。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本文使用Pesaran et al.（2001）提出的基于边界检定（bound test）的ARDL模型来研究中美利率平价偏离在长期里的影响因素，同时，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法律上的资本管制指标进行了替换，使用Chen和Qian（2015）构建的资本管制指数进行了相关研究。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总结与政策建议。
检验利率平价是否成立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的热点。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汇率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汇率弹性的不断增大，对利率平价的成立均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也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的价格传递。同时，我国资本账户逐渐开放使得跨境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对于扩大我国外汇市场流动性，强化国内外利率差异对汇率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研究了中美利率平价在我国从21世纪初至今的演变情况，并探讨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本文的研究对于探讨我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对货币当局制定货币政策以及深化我国的汇率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研究中美利率平价偏离的影响因素时，除了考虑我国自2000年以来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高速发展背景下的市场化因素，如资本市场风险与投资多样化风险等，本文也特别考虑了我国的资本管制、体制转型等制度化因素在过去十几年的变迁中对中美利率平价偏离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数据样本的选择。考察了2002-2016年中美利率平价的演变及驱动因素。数据样本的选择兼具了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对于制度影响研究的必要性。自2002年以来，我国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数次固定汇率和有管理浮动的变化，以及2015年8月的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我们所选择的数据样本给本文提供了检验汇率制度与利率平价关系的独特机会。同时，我们还特别考察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美利率平价可能存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美两国通胀率差异对中美利率平价的偏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了我国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独立性，我国的利率政策能够基于国内的通胀水平进行调整。货币风险对利率平价的偏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代理货币风险的EMBI指数升高时，人民币资产相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资产更具有吸引力，中美之间的抛补利率平价偏离程度减小。我国资本市场风险对中美利率平价的偏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资本市场风险增加时，资金由股市流动货币市场。金融危机期间，中美利率平价的偏离程度显著增加，并且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次贷危机以来至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前的第一阶段中，全球美元的流动性危机是导致偏离增大的主要原因。而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的第二阶段中，随着危机在全球蔓延，虽然我国再次实行了固定汇率制度并减缓了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但金融危机通过经济形势和对全球投资者风险态度的传导，反而使得偏离缩小。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导致了中美利率平价偏离的增大，但其影响并不显著。而“8.11”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使得中美利率平价偏离显著减小，表明，中间价定价机制改革确实达到了减小中间价和市场价之间长期偏离的目标，使得我国形成了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定价机制。
其次，为了考察资本账户管制对中美利率平价偏离的影响，本文还通过对IMF颁布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和外汇管理局颁布的法规的全面梳理，采取打分的形式构建了细化至月度的资本管制指标。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学者多使用OLS回归法来研究利率平价偏离的影响因素。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创新，使用基于边界检定（bound test）的ARDL模型来研究中美利率平价的影响因素，该方法是由Pesaran et al.（2001）提出的，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宏观经济变量由于存在趋势而不平稳，并且对于我国这种快速发展的新兴转型经济体，很多数据的统计性质并非十分清楚的表现为稳定或不稳定，另一方面，当样本量较小，以及部分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时，该模型同样适用。因此，本文使用基于边界检定（bound test）的ARDL模型来研究我国利率平价的偏离，其最大好处是避免了回归中各个变量的稳定性不显著的问题，使得实证结果更加严谨可靠。
本文主要包含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的导论，该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同时还详细梳理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示了后续的研究方向。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在这一部分，本文主要回顾与总结了国内外学者进行的相关研究，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类。第三部分是法律意义上的资本管制指标的构建，为了反映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本文整理了1999-2016年以来，我国外汇管理局颁布的法规，对其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采取打分的形式构建了度量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法律意义上的资本管制指标。本文对打分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的法规进行了细致总结，还对我国实施资本账户管制的历程进行了总结。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本文使用Pesaran et al.（2001）提出的基于边界检定（bound test）的ARDL模型来研究中美利率平价偏离在长期里的影响因素，同时，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法律上的资本管制指标进行了替换，使用Chen和Qian（2015）构建的资本管制指数进行了相关研究。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总结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