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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国农民具有发家求富、谨慎逐利等阶级特征,以“实利”为政治、经济活动的基点。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一心渴求发家致富,追求经济实利的农民,尤其是作为农民主体的中农,却呈现出实际行为与心理逻辑的错位：放弃单干,加入合作社,掀起了入社热潮,似是做出了违反“理性”的行为。本文试图以中农在农业合作化时期的行为特征表现与心理变化逻辑为视角,透析隐藏在这二者矛盾背后的复杂动因和发生机制,指出这一时期中农行为、心理的变化,实质是在强势政治力量、群体压力、经济诱惑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所做出的无奈而“理性”的选择。土改后,中国乡村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状况等层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出现中农化趋势,在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中农成为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中农之向背,关系到乡村社会的稳定,影响着新生政权的巩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将中农划分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其实质是对中农阶级的内部分化与动员。调整阶级政策,意味着重新界定中农阶级身份,对中农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除高强度的政治压力之外,群体内部的压力、政治宣传的动员、政策倾斜的诱惑等,无一不在挤压着中农的生存空间,限制了中农选择的可能性。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新下中农首先加入到了互助合作的队伍之中,多数上中农则仍然坚持单干；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渐入高潮后,富裕中农亦争先恐后入社,掀起办社、入社的虚假热潮。其时,对重重重压下的中农而言,放弃暂时的经济利益,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入社大流,是处于全能政治下无奈而又最为明智的选择。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中农在强势政治主导的社会环境中,由发家致富、追求单干,转为屈服强力、入社自保,再到质疑合作化、闹退社,最后重返合作社,一心追求发家致富的中农终于湮没在了以集体化为目标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浪潮中。梳理该历史时期国家不断渗入乡村的进程,研究其间国家阶级政策、阶级行为与心理的复杂流变,分析不断扩张中的国家力量与阶级阶层的互动过程,目的在于透过中农阶级的行为表象,深入探析其实际政治行为与政治心理相悖的根源,洞见乡村政治复杂的运行结构与运作模式；反思历史,作为当代中国政党处理多元化社会阶层关系的历史参照,进而为其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开展有序的阶层互动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