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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正在逐渐进入消费社会，与此相适应的，是人们在消费伦理价值观取向上的转变。怎样使得消费伦理观念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新的历史时期的道德建设所赋予历史任务。
本论文首先对消费和消费伦理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和厘清，接着以历史为线索，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了中外历史上消费伦理观念的演变。重点分析了西方近现代社会转换时期所发生的两次重大的消费伦理观念的争论，揭示了社会消费伦理观念的转换与冲突，以及消费伦理观念与经济发展的深层关系。在前述历史研究与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本论文对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伦理进行理论研究，最后对消费伦理的生产意义、消费伦理与人生幸福以及在消费社会建构合理的消费伦理观念进行理论分析。
消费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在近代之前它一直受到生产的制约，因此这一阶段的消费伦理体现为以节俭为主的苦行禁欲的伦理思想。例如，儒家的"崇俭黜奢"，道家的"少私寡欲"，墨家的"节用"、"节丧"、"非乐"，汉代"禁奢崇俭"的消费伦理观点等等。在西方，"节制"是希腊四主德之一，希腊化时期斯多亚派崇尚俭朴而反对奢侈，中世纪随着基督教统治地位的确立，把人的肉体看成是灵魂的牢房，因此，人只有克制自己的情欲，才能使得自己的灵魂得救。苦行禁欲主义的消费伦理得以盛行。
近代以来，随着两次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消费从被动的由生产决定，转变为生产的巨大推动力，消费转而决定生产。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出现了两次关于消费伦理的论争。其争论的焦点是:节俭还是不是美德？苦行禁欲主义还是不是消费伦理意义上的美德体现？以及究竟是节俭还是奢侈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与作用？第一次论争中，亚当·斯密从生产或生产者的意义上，强调节俭对于社会经济的正面意义，曼德维尔则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为奢侈进行辩护，认为是人们对奢侈的追求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第二次论争发生在马克斯·韦伯与桑巴特之间。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到底是苦行禁欲主义还是奢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韦伯认为是新教的苦行禁欲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也发展，而桑巴特则认为，是奢侈品的消费与生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实际上，这样两次争论的根本分歧在于，一方是站在生产者或生产经营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待消费伦理，从而认为节俭或苦行禁欲主义对于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的兴起起了关键性作用，另一方则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强调消费对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极大的涌流，如果仍旧提倡或奉行节俭或苦行禁欲，那么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经济发展上都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先后进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人类生活消费的数量与质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一场消费的盛宴，符号消费是现代消费社会特有的普遍现象。符号消费理论改变了人们对于消费满足需求的传统观念。消费的主题已经不再仅仅是需求被满足，消费成了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是幸福的体现，符号成了人生价值的表征。在这样一个消费社会，灵魂如同与魔鬼订了一个协议。消费至上、炫耀性消费盛行，人们追求的是难以彻底满足的欲望。
消费与人们的人生追求、人生幸福观内在相联。无论是古希腊伦理思想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都把节制或节俭看成是重要的消费伦理原则或主要美德，强调精神幸福，而不是感性幸福。现代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到来，物质财富的丰盛改变了人们对感性幸福的态度。产品的极大丰盛在解放了人的需求欲望的同时，也引发了入通过追求物欲的满足而追求幸福感的方式。当消费主义把炫耀性消费、符号性消费看成是消费的主要目的时，幸福已经变成了物质欲望满足这一种方式了。
现代消费社会的到来对人类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消费社会损害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传统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类的消费活动是以自然所给予的为界限的。而在消费社会，则是人向自然开战，人向自然索取。现代生态环境的污染其根源都在于现代消费，或满足现代消费需要的生产。消费社会既要保持一个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同时又要克服高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这是一个现代消费社会所面临的艰难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苦行社会发展到了消费社会。当前我国的消费状况是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及年轻人接受了消费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社会低收入人群，从而导致我国的消费占GDP的比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偏低，居民消费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消费不足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拉动内需，改变传统的消费伦理观念势在必行。
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消费伦理必须应对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应该从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对符号消费、炫耀性消费在我国的逐步流行的消极影响有所警觉;二是，传统的节俭消费伦理观念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面对新的社会条件，应当重新建构以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适度消费伦理原则和观念，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内在精神支持。
本论文首先对消费和消费伦理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和厘清，接着以历史为线索，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了中外历史上消费伦理观念的演变。重点分析了西方近现代社会转换时期所发生的两次重大的消费伦理观念的争论，揭示了社会消费伦理观念的转换与冲突，以及消费伦理观念与经济发展的深层关系。在前述历史研究与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本论文对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伦理进行理论研究，最后对消费伦理的生产意义、消费伦理与人生幸福以及在消费社会建构合理的消费伦理观念进行理论分析。
消费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在近代之前它一直受到生产的制约，因此这一阶段的消费伦理体现为以节俭为主的苦行禁欲的伦理思想。例如，儒家的"崇俭黜奢"，道家的"少私寡欲"，墨家的"节用"、"节丧"、"非乐"，汉代"禁奢崇俭"的消费伦理观点等等。在西方，"节制"是希腊四主德之一，希腊化时期斯多亚派崇尚俭朴而反对奢侈，中世纪随着基督教统治地位的确立，把人的肉体看成是灵魂的牢房，因此，人只有克制自己的情欲，才能使得自己的灵魂得救。苦行禁欲主义的消费伦理得以盛行。
近代以来，随着两次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消费从被动的由生产决定，转变为生产的巨大推动力，消费转而决定生产。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出现了两次关于消费伦理的论争。其争论的焦点是:节俭还是不是美德？苦行禁欲主义还是不是消费伦理意义上的美德体现？以及究竟是节俭还是奢侈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与作用？第一次论争中，亚当·斯密从生产或生产者的意义上，强调节俭对于社会经济的正面意义，曼德维尔则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为奢侈进行辩护，认为是人们对奢侈的追求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第二次论争发生在马克斯·韦伯与桑巴特之间。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到底是苦行禁欲主义还是奢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韦伯认为是新教的苦行禁欲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也发展，而桑巴特则认为，是奢侈品的消费与生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实际上，这样两次争论的根本分歧在于，一方是站在生产者或生产经营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待消费伦理，从而认为节俭或苦行禁欲主义对于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的兴起起了关键性作用，另一方则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强调消费对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极大的涌流，如果仍旧提倡或奉行节俭或苦行禁欲，那么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经济发展上都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先后进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人类生活消费的数量与质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一场消费的盛宴，符号消费是现代消费社会特有的普遍现象。符号消费理论改变了人们对于消费满足需求的传统观念。消费的主题已经不再仅仅是需求被满足，消费成了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是幸福的体现，符号成了人生价值的表征。在这样一个消费社会，灵魂如同与魔鬼订了一个协议。消费至上、炫耀性消费盛行，人们追求的是难以彻底满足的欲望。
消费与人们的人生追求、人生幸福观内在相联。无论是古希腊伦理思想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都把节制或节俭看成是重要的消费伦理原则或主要美德，强调精神幸福，而不是感性幸福。现代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到来，物质财富的丰盛改变了人们对感性幸福的态度。产品的极大丰盛在解放了人的需求欲望的同时，也引发了入通过追求物欲的满足而追求幸福感的方式。当消费主义把炫耀性消费、符号性消费看成是消费的主要目的时，幸福已经变成了物质欲望满足这一种方式了。
现代消费社会的到来对人类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消费社会损害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传统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类的消费活动是以自然所给予的为界限的。而在消费社会，则是人向自然开战，人向自然索取。现代生态环境的污染其根源都在于现代消费，或满足现代消费需要的生产。消费社会既要保持一个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同时又要克服高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这是一个现代消费社会所面临的艰难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苦行社会发展到了消费社会。当前我国的消费状况是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及年轻人接受了消费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社会低收入人群，从而导致我国的消费占GDP的比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偏低，居民消费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消费不足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拉动内需，改变传统的消费伦理观念势在必行。
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消费伦理必须应对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应该从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对符号消费、炫耀性消费在我国的逐步流行的消极影响有所警觉;二是，传统的节俭消费伦理观念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面对新的社会条件，应当重新建构以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适度消费伦理原则和观念，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内在精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