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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中国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作者建立了一个标准新古典增长模型以模拟中国的储蓄率变动，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中国储蓄率变动的长期趋势。然后以1992年的资本存量为初始条件，分别引入1992-2007年期间人口增长率、资本回报率、折旧率、政府支出在GDP中的份额、TFP增长率的实际数据，运用校准法(calibration)和反事实实验(counterfactual experiments)来分别检验上述因素的实际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此期间内TFP增长率的变化对储蓄率变动趋势具有最强的解释力。此外，如果中国面临与美国一样高的资本初始存量和相同的TFP增长率，则中国在此期间的平均储蓄率将会大大接近于美国。所以，中美之间的储蓄率差异可能并不需要由各种中国的独特性因素来解释，这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与美国、日本一样，可以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加以研究。 本文主要有三个创新点。首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跟国内大多数学者以往应用单纯的逻辑分析或计量分析不同，作者通过一个标准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导出均衡状态下储蓄率决定的一般公式。然后以这一公式为基础，根据中国和美国实际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经济参数，通过数值模拟来比较分析中国高储蓄率的可能原因。其次，本文对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大的改进，并据作者所知，国内的研究中只有王弟海和龚六堂(2007)也建立了类似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并对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进行了测算。本文的模型与王弟海和龚六堂(2007)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基于无限期界模型。但他们的模型中并没有包括人口增长率、资本收入税率和政府支出/GDP等因素，而本文的模型包括了上述因素;而且王弟海和龚六堂(2007)研究的是私人储蓄率，而本文研究的是国民储蓄率。最后，本文在标准新占典增长模型中引入的因素，都是适用于世界各国的，而不是只有中国经济转型期才有的独特性因素，这有利于对中国储蓄率进行国际比较，从而解释中国储蓄率与其他国家间的差异。 当然，本文也存在几点不足之处。第一，本文对中国TFP增长率背后的影响因素却没有深入讨论，这使得文章最后的政策建议稍显薄弱。第二，本文对居民平均周工作时间及政府支出数据进行了替代，这种代替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不能不说这是本文的一大遗憾。最后，由于本文使用了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而我国资金流量表只更新到2007年，所以本文的样本期为1992-2007年。这使得本文的研究显得较为滞后，这就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数据的公布，对文章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