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侃老学观——以《论语义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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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学术注重义理,与注重训诂的北朝学术并立。南学在魏晋时期形成的集解体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更具特色的义疏体。义疏体是在广泛搜集前人注解的基础上大量发挥作者见解的一种更加注重义理发挥的体例。皇侃的《论语义疏》无疑是集六朝《论语》注解之大成的著作。其成书于梁武帝年间,至南宋中期亡佚,清代乾隆时候,由日本传回。《论语义疏》的研究,目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版本的流变、注疏体例和手法上,对其书、其人的哲学思想研究是比较少的。笔者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就在对系统研究皇侃《论语义疏》中的老学思想,展示皇侃融合儒道的学术倾向。
  除去绪论,本文共分为三个大部分。
  第一部分,《论语义疏》的宏观陈述,分别考证了皇侃的生平经历、从历史和学术大背景方面介绍《论语义疏》的成书背景、以老解儒这种注解手法出现的必然性以及《论语义疏》的阐释特征。
  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和难点,主要解释和考证了《论语义疏》的老学观。将《论语义疏》与朱熹的《论语集注》作对比,详细分析和考证了皇侃援道入儒,以老解儒的注解风格和朱熹代表的正统儒家的以儒解儒的注解风格在哲学思维上的不同之处。随后在《论语》关键范畴“仁”、“孝”、“礼”、“德”,将皇侃和朱熹的注解作对比,发现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而得出皇侃不失其作为经学家的儒家本位。
  第三部分,分析了皇侃及其《论语义疏》的经学史地位和作用。以历史发展为线索,理清从东汉到唐代的学术发展史。由于皇侃处于汉学向宋学过渡的历史阶段,笔者分别选择了汉学和宋学的代表人物,同时将皇侃放回其特定的历史阶段做考察,得出了其承上启下的经学史地位和训诂、义理兼重的注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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