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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从方剂计量学角度分析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孙一奎等温补学派主要医家的临证处方用药情况,对比温补学派主要医家与温补学派源流医家、非温补学派源流医家的临证处方用药情况的异同。
2.探讨温补学派主要医家与源流医家临证用药习惯的传承关系,了解温补学派主要医家与非温补学派源流医家临证用药习惯的差异性。
3.揭示温补学派主要医家学术思想和临证处方用药规律及其对后世医学发展的影响。
方法:
运用方剂计量学方法,结合传统文献学方法开展研究。
1.运用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对文献资料进行选择、甄别与筛选。
2.设立研究组(温补学派主要医家组)与两对照组(温补学派源流医家组和非温补学派源流医家组),选择确定各组医家及相应医案资料。
3.根据处方选择标准抽取11位入选医家的15本医籍中医案的临证处方,抽取总处方数1191首,其中有剂量者401首。分别统计11位入选医家的临证处方各类方剂计量学指标数据。
4.运用方剂计量学方法,分别进行方剂计量学指标的标识、数据资料的标准化、并进行方剂用药范围、方剂用药剂量、方剂配伍及方剂繁简度计量指标的系统分析对比。
5.第一部分分析温补四家临证处方用药基本情况和第二部分开展温补学派主要医家、源流医家、非源流医家临证处方用药习惯的对比采用频数分析、列联表卡方检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第三部分分别以11医家的方剂计量学指标为基本统计单元进行系统的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
结果:
1.温补学派主要医家临证处方总体用药情况。
2.温补学派主要医家临证处方用药特点。
3.温补学派主要医家与源流医家临证处方用药的一致性。
4.温补学派主要医家与非源流医家临证处方用药的差异性。
结论:
1.温补学派主要医家在重视阳气的理论指导下,崇尚温补,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在辨证论治中,立足于先后天,或侧重脾而兼顾于肾,或侧重肾而并及于脾,临证用药崇尚温补,善用温热,多慎用寒凉,形成了温补学派的临证特色。总结温补四家临证处方用药规律为:治病求本,重视先后二天;补为常法,攻为权宜;好用温药,不尚寒凉;注重补益,重视阳气,尤重气血;剂量、配伍特点相近,繁简各不相同。
2.温补学派主要医家间临证处方用药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
(1)薛立斋重视温补,好用甘温甘平,不尚寒凉,习用古方;重视脾肾而以脾为主,尤重补气与阴阳平衡;主次分明,变异灵活,用药相对繁复。
(2)张景岳温补特色最为鲜明,他着意温补,不好苦寒;重视补益阳气,尤其偏于补肾;疏方精专,反对庞杂;善用人参、熟地。
(3)李中梓临证用药最大特点是“大体平正不颇”,既重视温补,亦不废寒凉;治病求本,脾肾之中着重于脾;气血俱要,阴阳并需。
(4)孙一奎临证特色较其他三位温补医家较为特殊,尤其寒温补益用药与张景岳差异最大。临证强调“扶阳抑阴”,着重补脾;寒热补泻,施治无偏;用药轻灵,药量均衡,构方复杂。
3.源流医家李东垣、张璐、尤在泾与温补四家临证用药习惯的传承轨迹有远有近。温补四家与源流医家的相似性明显,在四性、五味、归经、总体功效、补益功效、温热药、温热药补益功效及剂量、配伍、繁简度指标等各方面均很相近。三位源流医家中,张璐与温补四家临证用药习惯最为接近,其次是李东垣,而尤在泾与温补四家临证用药习惯最不接近。
(1)做为温补学派的起源医家,李东垣临证注重补脾益气温阳,处方用药既补又泻,可升可降、能温能清;脾肾之中偏重补脾,气血之中更重补气;组方药味较多,药量从轻,配伍变异灵活。其学术思想及临证特色,尤其是脾胃内伤学说对后世温补学派主要医家影响十分深远。温补四家与李东垣在四性、归经、功效及剂量、繁简度指标等方面均有较多相似。尤以薛立斋与李东垣的临证特色最为接近。
(2)张璐临证专以温补,不尚寒凉;脾肾之中着重补脾,气血之中尤重补气,且阴阳并重。张璐与温补四家临证特色最为接近,尤其与张景岳之接近程度更为突出。
(3)尤在泾与温补四家差异最大,临证用药温补特色极不鲜明,显示出明显的特殊性。尤在泾秉承了温补医家的重视脾胃,喜好甘温补气的学术思想特色,但在温补的具体应用与偏重方面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他既承师传,又自创新路,同时受到叶天士熏陶及温病学说兴起的影响,温补特色极不鲜明,寒热温凉并用,脾肾兼顾,阴阳并举,气血俱要。
4.温补四家与非源流医家临证用药习惯存在明显差异。温补医家与非源流医家之间临证处方常用药、性味、归经、补益功效、寒温辛甘平补益药使用率等特征比较均差异显著,尤其在总体功效、常用8药及补益功效特点有突出差别。此外,两组之间临证处方剂量特征及繁简程度亦各不相同,温补医家总体较非源流医家总体临证方剂用药剂量轻灵,药味相对繁复,而两组之间方剂内药量相对、最大变异及主药突出用量状况差别不大。此外,非源流医家中张子和、叶天士与温补四家之间临证用药特征尚有不少相近之处,温病学派的代表医家叶天士与温补四家在四性、药物选择、归经、总体功效及配伍特征等方面均比较相近;而攻下派的代表医家张子和在益气温阳药的使用与温补四家较为接近,提示其临证注重寒凉攻下的同时亦不偏废温补;缪希雍则在剂量、配伍、繁简程度等方面也与温补四家有一定程度的相似。
创新之处:
1.首次运用方剂计量学结合传统文献考据学方法以临证医案处方为对象开展温补学派医家用药规律研究。
2.设立部分源流医家和非源流医家对比组,通过各组方剂计量学指标的比较,以揭示温补学派主要医家之临证处方用药特色。
3.分析温补学派主要医家、部分源流医家和非源流医家方剂计量学指标的异同情况,以探讨温补学派的源流关系和传承轨迹。
未尽工作:由于课题组对医案中证候、症状的录入标准尚未确定,故本文未能进行方证对应的相关研究,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