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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我国进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两个转变”特殊时期，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进入了关健时期，即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3000美元的时期，这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的时期。当前，由于各种社会问题和利益矛盾冲突，引发了频频发生、迅猛增长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有关数据表明，从1993年至2003年，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呈急剧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年均增长12％，由73万人增加到307万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长了4倍。而且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数量、参与人数明显上升，规模明显扩大，行为激烈、对抗性明显加强，组织性明显提高，涉及领域广泛、主体明显多元化，多种矛盾问题交织、处理难度加大的特点。 当前我国发生的大量群体性事件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他们有的情绪激烈、行为出格，有的静坐、绝食、示威、打横幅、呼口号或以自杀相要挟，有的扰乱接待场所、殴打接待工作人员，有的拦车、堵路、卧轨，有的围堵党政机关、冲击机关办公楼。一些来京的集体上访群众为制造影响，有的冲击中央国家机关，有的到中南海各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央领导同志住地及其他重要场所静坐、下跪、哭闹等等。由于群体性事件极具煽动性、蔓延性、演化性，很容易使事件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由于群体性事件参与人员众多，负面影响大，能造成长时间的社会震动，能产生对社会观念与社会规范怀疑并藐视的社会心理;它们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共财产，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乃至威胁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已经成为影响重大的社会难点问题。因此，必须认真挖掘根源，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好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问题。 近年来，在我国社会转型中，由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分配制度不合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原因，使一部分人利益受到损害或剥夺，沦入弱势地位。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竞争的“马太效应”，使得好者愈好，富者愈富，差者愈差，贫者愈贫。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资源优势的群体是强者，他们处于优势积累的有利地位，第一步领先后会步步领先，具有滚雪球似的“放大效应”。与之相反的是，缺乏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资源优势的群体是弱者，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相当少，一步赶不上往往步步赶不上，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目前在我国形成了数量非常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主要包括城市待业、失业、下岗、买断等贫困群体，农民和农民工，以及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等。有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 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处境十分困苦。城镇贫困群体的收入状况达不到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36.9％，与10％的高收入户相比相差达5.7倍;财产状况仅为平均水平的1/2，与20％的高金融资产家庭相比相差34倍;消费状况比平均水平低51％，恩格尔系数比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生活水平为勉强度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民吃苦受累种田，一年下来却入不敷出，使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变得淡漠，一部分农民离开了世世代代养育他们的土地，弃粮抛荒现象已开始出现;农村许多地方粮食生产不获利甚至赔本，农业成本上升，丰产不丰收甚至亏损，农民负担不但未能逐步减轻，反而越来越重;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有的贫困家庭年均纯收入连635元的农村贫困线标准都达不到;目前我国城乡差距已达6∶1。农民工虽然身处城市，但却不能融入城市生活，他们一般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大多住在工棚或棚屋内，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差、潮湿;他们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开支，饮食一般比较简单，是农贸市场低档蔬菜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他们出行主要靠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千方百计地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由于享受不到城里人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他们生了病一般是能扛就扛、能拖则拖。“医疗改革使中国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了，教育改革使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学了，住房改革使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体买不起房了”，弱势群体的困苦处境使他们内心充满了不平衡和愤怒。 按理论说，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特别应当根据各个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获益多寡来承担，那些获益较多的强势群体应承担主要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但实际情况是，受到改革的社会风险冲击最大的大多是承受力最弱的弱势群体成员，弱势群体比强势群体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他们的生存现状普遍非常凄惨，面临着生活难、治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以及被歧视、被欺辱的处境。强势群体可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而弱势群体却只能算着分角度日如年，这是一种极大的社会不公。利益被相对剥夺的弱势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强势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罪于获益群体即强势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这种敌视和仇视会迅速扩散，正如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成为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弱势群体问题正是导致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迅猛增长的深层次根源。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弱势群体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好弱势群体权益，这样才能从深层次上消除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 保护弱势群体，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目前应该从调整分配机制、努力扩大就业、保护农民利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积极建立政府和社会支持系统，切实保障和维护城市贫困人口、农民和农民工、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调整分配机制，要从以鼓励部分先富为政策重点转向以全体共富为政策重点，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转向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原则;在初次分配中要以效率为主，在二次分配中要以公平为主，同时要积极发挥社会救助、慈善事业、民间捐赠等第三次分配机制的作用，从而缩小贫富差距，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努力扩大就业，要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积极增加就业岗位，改变就业结构变动落后于产业结构变动的现状，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护农民权益，要取消户籍制度，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大中央财政向农村倾斜，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应由中央财政解决;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实行财政直接补贴农民政策;精简县乡机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切实解决好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的“缺位”、“越位”问题，建立规范、完善的制度体系;尽快解决社会保障筹资来源单一和资金供给不足问题，建立稳定、可靠、多渠道的筹资体系;改变用人单位承担社会保障事务过多的状况，建立独立于用人单位之外的、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政府对再就业的引导和调控，完善失业保险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医疗保障服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等等。通过实施上述措施，切实给弱势群体以有力的保障和维护，保护好弱势群体利益，从而从根源上解决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问题。社会应在给强势群体提供施展舞台的同时，更要给弱势群体提供生存保障和发展的机会，要让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十几亿人口，而不是“惠及”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