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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和经典的翻译，受到了以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为依据的研究范式的无情裁剪，在西方普适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误读致使西方学界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安乐哲作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哲学颇有影响的人物，一直致力于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和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向西方哲学界论证和宣传中国哲学的丰富思想和深刻内涵，纠正西方学界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本论文从三个方面对安乐哲的中国哲学研究进行分析。第一是中西哲学差异比较中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他从中西关联思维与因果思维的差异、超越性的不同、自我的区分、求道与求真的分野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及其丰富思想;第二是中西哲学会通中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他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作为沟通中西哲学的理论桥梁，特别对儒学和杜威的社群民主理论对话的可能成果——儒家民主进行了构建，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第三是哲学经典翻译中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这一部分主要研究安乐哲如何在经典翻译中重建不受基督教和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全新词汇和话语，以及他在翻译中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核心词汇的分疏和重诠。此外，本文还讨论了安乐哲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特点、语境、目的和意义。本文旨在对安乐哲的哲学研究作一个全面的把握，意在为中西哲学的交流提供一个个案分析，并为本土的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一面反观自己的镜子。
本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讨论安乐哲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即批判、比较、重构和会通的方法，目的在于纠正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哲学的误释和误译，还中国哲学本来面目，同时为西方寻求解决其“哲学危机”和社会危机提供文化资源，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本章还简要回顾了西方汉学研究中的中国哲学文献的翻译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二章探讨了安乐哲对中西哲学思维方式差异的看法，他把中西哲学思维方式区分为两种问题思维:第一问题思维和第二问题思维。第一问题思维又称为类比思维或关联性思维，安乐哲认为中国古典思想属于第一问题思维。而第二问题思维又称为因果性思维或理性思维，在西方古代社会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探讨了关联思维的特征、关联性别歧视、关联宇宙论等问题，以及美学秩序和理性秩序、概念的两极相关与二元对立的区别。第三章讨论了安乐哲对儒学宗教性的看法，安乐哲认为西方超越的观念与对中国古典儒学思想的解释无关，如果用康德式的或盎格鲁-欧洲式的超越性语言来解释中国古典儒学思想，将其纳入到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之中，看似提升实则贬低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本章还分析了安乐哲与现代新儒家之间的思想歧见，他反对用“内在超越”来描绘儒家思想的特点。另外，他主张儒学具有宗教性，但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礼”为核心的非超越的宗教性。第四章分析了安乐哲对于中西哲学思想对自我的看法。他认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关于自我的观念不能用来解释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自我”是焦点-场域式的自我，自我是焦点，既构成了场域，又为场域所构成，自我与群体和社会相互贯通，个人与社会不是一种对抗性关系，而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增强的关系。第五章揭示了安乐哲对中国人是否有关于“真理”的概念和理论的看法。安乐哲认为西方人是超越性的真理的追寻者，中国人追求的是“道”。第六章讨论安乐哲对儒家民主的构想。他认为，如果展开儒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儒家思想进行合理配置与结合，可以构建一种儒家民主，这种儒家民主主义代表着人类民主思想健康发展的前景。在讨论安乐哲构想的儒家民主的基础上，本章也检讨了安乐哲这种理想建构的缺陷和现实性问题。第七章探讨了安乐哲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安乐哲的中国哲学研究与其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相伴相随，他重译了大量的中国哲学经典，目的就是为了纠正以前翻译的一些误读和误译。本章讨论了安乐哲的翻译特点，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尊重源语经典与西方哲学思想和概念的差异，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取代之;这一章还分析了安乐哲在翻译中对一些重要的中国哲学概念的分疏和重诠。最后一章是结语，从中国哲学如何在中西比较中建构自身的角度讨论了安乐哲的学术贡献和启人之处，并阐明了探讨安乐哲的哲学研究和经典翻译的目的和意义。
本论文从三个方面对安乐哲的中国哲学研究进行分析。第一是中西哲学差异比较中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他从中西关联思维与因果思维的差异、超越性的不同、自我的区分、求道与求真的分野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及其丰富思想;第二是中西哲学会通中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他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作为沟通中西哲学的理论桥梁，特别对儒学和杜威的社群民主理论对话的可能成果——儒家民主进行了构建，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第三是哲学经典翻译中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这一部分主要研究安乐哲如何在经典翻译中重建不受基督教和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全新词汇和话语，以及他在翻译中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核心词汇的分疏和重诠。此外，本文还讨论了安乐哲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特点、语境、目的和意义。本文旨在对安乐哲的哲学研究作一个全面的把握，意在为中西哲学的交流提供一个个案分析，并为本土的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一面反观自己的镜子。
本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讨论安乐哲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即批判、比较、重构和会通的方法，目的在于纠正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哲学的误释和误译，还中国哲学本来面目，同时为西方寻求解决其“哲学危机”和社会危机提供文化资源，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本章还简要回顾了西方汉学研究中的中国哲学文献的翻译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二章探讨了安乐哲对中西哲学思维方式差异的看法，他把中西哲学思维方式区分为两种问题思维:第一问题思维和第二问题思维。第一问题思维又称为类比思维或关联性思维，安乐哲认为中国古典思想属于第一问题思维。而第二问题思维又称为因果性思维或理性思维，在西方古代社会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探讨了关联思维的特征、关联性别歧视、关联宇宙论等问题，以及美学秩序和理性秩序、概念的两极相关与二元对立的区别。第三章讨论了安乐哲对儒学宗教性的看法，安乐哲认为西方超越的观念与对中国古典儒学思想的解释无关，如果用康德式的或盎格鲁-欧洲式的超越性语言来解释中国古典儒学思想，将其纳入到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之中，看似提升实则贬低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本章还分析了安乐哲与现代新儒家之间的思想歧见，他反对用“内在超越”来描绘儒家思想的特点。另外，他主张儒学具有宗教性，但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礼”为核心的非超越的宗教性。第四章分析了安乐哲对于中西哲学思想对自我的看法。他认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关于自我的观念不能用来解释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自我”是焦点-场域式的自我，自我是焦点，既构成了场域，又为场域所构成，自我与群体和社会相互贯通，个人与社会不是一种对抗性关系，而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增强的关系。第五章揭示了安乐哲对中国人是否有关于“真理”的概念和理论的看法。安乐哲认为西方人是超越性的真理的追寻者，中国人追求的是“道”。第六章讨论安乐哲对儒家民主的构想。他认为，如果展开儒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儒家思想进行合理配置与结合，可以构建一种儒家民主，这种儒家民主主义代表着人类民主思想健康发展的前景。在讨论安乐哲构想的儒家民主的基础上，本章也检讨了安乐哲这种理想建构的缺陷和现实性问题。第七章探讨了安乐哲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安乐哲的中国哲学研究与其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相伴相随，他重译了大量的中国哲学经典，目的就是为了纠正以前翻译的一些误读和误译。本章讨论了安乐哲的翻译特点，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尊重源语经典与西方哲学思想和概念的差异，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取代之;这一章还分析了安乐哲在翻译中对一些重要的中国哲学概念的分疏和重诠。最后一章是结语，从中国哲学如何在中西比较中建构自身的角度讨论了安乐哲的学术贡献和启人之处，并阐明了探讨安乐哲的哲学研究和经典翻译的目的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