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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儒家经籍，中国道教经籍在西方的译介至少要晚出100年。现今可考的西方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始于18世纪，而中国道教经籍的英译则是从19世纪方才开始。1812年，马礼逊在其《中国通俗文选》一书中选译《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之“道教源流”，是为英语世界道教经籍译介之肇始。1868年，湛约翰的《“老哲学家”老子关于玄学、政治及道德的思考》出版。这是《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首个译本。此后，道教经籍译介的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加。到19世纪末，英语世界的道教经籍译本数量已达39个，涉及《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太上感应篇》、《阴符经》、《长春真人西游记》等20种道经。虽然，与杂而多端的道教经籍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经籍的译介为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道教学术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打下了重要的文献与人才基础。
本论文为笔者所主持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与传播研究”（项目号:11XZJ008）的一部分。该课题拟以历史为线索，以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和1993年郭店楚简的出土三大重要考古发现为界线，将以英语为媒介的道教经籍的译本和研究文献按“19世纪的起步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繁荣阶段”三个历史阶段进行穷尽性考察，研究各历史阶段道教经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的历史背景、总体研究特色与社会影响、主要代表人物及主要成就，以厘清英语世界道教经籍研究的历史脉络、学术成就等。
本论文研究道教经籍译介的第一阶段，即19世纪，英语世界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论文以历史为经，以译介中国道教经籍的主要英美汉学家为纬，由面及点，点面结合，对中国道教经籍在19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进行系统梳理。从19世纪公开出版的英文专（译著）和《中国丛报》、《教务杂志》、《中国评论》等主要英文期刊中提取与本研究相关的一手材料对中国道教经籍在19世纪的译介与传播的轨迹和总体趋势进行分析与整理，并对此期间的主要人物及其相关专、译著进行提炼总结，对他们在中国道教经籍译介与传播方面贡献进行评介，以期最大限度地厘清中国道教经籍在19世纪英语世界译介的历史脉络和整体情况。
论文共分六部分:
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相关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意义、道教经籍译介的历史分期、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等，并对研究范围进行界定。
第一章“十九世纪前西方对中国道教及其经籍的了解与认识”是对19世纪以前中国道教经籍译介的背景回顾。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15世纪前主要是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来华商旅为主，他们眼里富庶繁荣的中国尚停留于物质层面，而对于思想文化等层面的中国未有深层次的认识与介绍。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开启了中西交通的新时代。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为了他们在华传教事业所采取的“合儒”策略，以及开始于17世纪初，围绕儒家祭祖敬孔，持续达100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使得西方对中国的关注焦点集中于中国儒家及儒家经籍。此时期的传教士纷纷著书立说，将他们了解的中国介绍给西方，并将大量的儒家经籍译介至西方。而中国道教则被视为偶像崇拜和迷信而受到冷落甚至贬抑，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亦是寥寥无几。
第二章“十九世纪欧洲汉学的确立与道教经籍英译”是对中国道教经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所作的全景式考察。1814年，法国汉学讲座的设立，标志着欧洲的中国研究开始朝学术化方向迈进。此后，俄国、英国等纷纷设立汉学讲座或汉学机构。对于英国而言，18世纪末，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访华，拉开了中英之间官方接触的序幕。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了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进入19世纪以来，中国的道家道教开始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他们除了将中国儒家经籍翻译成英文之外，也开始翻译和研究中国道教经籍。1812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选译《三教源流搜神大全》，1868年湛约翰的首个英文译本问世，1881年，巴尔福的《南华真经》英文译本出版。到19世纪末，英语世界译介道教经籍20种，共39个英文译本。19世纪下半叶，《道德经》的英文译本更是以几乎每两年一个新译本的频率在英语世界推出。19世纪英语世界涌现出诸如湛约翰、巴尔福、理雅各、翟理斯、保罗·卡鲁斯等一批有世界影响的道教经籍译介学者，他们很快占据了西方汉学界，尤其是道教经籍译介领域的制高点，使得英国成为继法国之后西方道教及道教经籍译介的又一重镇。
第三章“十九世纪英语世界译介道教经籍之主要英文刊物”是对19世纪影响最大，对中国道教经籍译介最多的《中国丛报》、《教务杂志》和《中国评论》等三个英文期刊中的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情况进行穷尽性梳理。与19世纪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方式上有着重大区别的是，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为了更好地完成他们的在华传教事业，非常重视利用当时的科学技术译书、兴学和办报。他们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了一些中外文报刊，作为重要的传教媒介。这些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为西学东渐，同时也为中学西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英文期刊对中国道教及道教经籍也有大量的译介。
第四章“十九世纪英语世界译介道教经籍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是对19世纪英语世界在中国道教经籍译介与传播方面贡献较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所作的翻译与研究成果的整理与评介。19世纪的英语世界参与道教经籍译介的共有19人，其中，传教士充当了道教经籍译介的主要力量。除传教士之外，外交官、商人及其他行业的人员亦参与其中。这些译介中国道教经籍的先驱主要包括:英语世界首位译介道教经籍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英语世界的首部《道德经》译者湛约翰、英语世界道教经籍文献学研究第一人伟烈亚力、首个《南华真经》英译者，也是19世纪英译道教经籍种类最多者巴尔福、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外交官出身的庄延龄和翟理斯以及《道德经》的首位美国译者保罗·卡鲁斯。该章还介绍了麦独斯对19世纪及以前西方《道德经》译介的总结。
第五章“回顾与前瞻”对19世纪英语世界译介中国道教经籍的总体脉络与特色进行概括，同时分析本阶段的道教经籍译介对20世纪西方道教研究的意义与影响。
本论文为笔者所主持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与传播研究”（项目号:11XZJ008）的一部分。该课题拟以历史为线索，以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和1993年郭店楚简的出土三大重要考古发现为界线，将以英语为媒介的道教经籍的译本和研究文献按“19世纪的起步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繁荣阶段”三个历史阶段进行穷尽性考察，研究各历史阶段道教经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的历史背景、总体研究特色与社会影响、主要代表人物及主要成就，以厘清英语世界道教经籍研究的历史脉络、学术成就等。
本论文研究道教经籍译介的第一阶段，即19世纪，英语世界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论文以历史为经，以译介中国道教经籍的主要英美汉学家为纬，由面及点，点面结合，对中国道教经籍在19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进行系统梳理。从19世纪公开出版的英文专（译著）和《中国丛报》、《教务杂志》、《中国评论》等主要英文期刊中提取与本研究相关的一手材料对中国道教经籍在19世纪的译介与传播的轨迹和总体趋势进行分析与整理，并对此期间的主要人物及其相关专、译著进行提炼总结，对他们在中国道教经籍译介与传播方面贡献进行评介，以期最大限度地厘清中国道教经籍在19世纪英语世界译介的历史脉络和整体情况。
论文共分六部分:
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相关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意义、道教经籍译介的历史分期、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等，并对研究范围进行界定。
第一章“十九世纪前西方对中国道教及其经籍的了解与认识”是对19世纪以前中国道教经籍译介的背景回顾。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15世纪前主要是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来华商旅为主，他们眼里富庶繁荣的中国尚停留于物质层面，而对于思想文化等层面的中国未有深层次的认识与介绍。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开启了中西交通的新时代。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为了他们在华传教事业所采取的“合儒”策略，以及开始于17世纪初，围绕儒家祭祖敬孔，持续达100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使得西方对中国的关注焦点集中于中国儒家及儒家经籍。此时期的传教士纷纷著书立说，将他们了解的中国介绍给西方，并将大量的儒家经籍译介至西方。而中国道教则被视为偶像崇拜和迷信而受到冷落甚至贬抑，对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亦是寥寥无几。
第二章“十九世纪欧洲汉学的确立与道教经籍英译”是对中国道教经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所作的全景式考察。1814年，法国汉学讲座的设立，标志着欧洲的中国研究开始朝学术化方向迈进。此后，俄国、英国等纷纷设立汉学讲座或汉学机构。对于英国而言，18世纪末，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访华，拉开了中英之间官方接触的序幕。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了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进入19世纪以来，中国的道家道教开始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他们除了将中国儒家经籍翻译成英文之外，也开始翻译和研究中国道教经籍。1812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选译《三教源流搜神大全》，1868年湛约翰的首个英文译本问世，1881年，巴尔福的《南华真经》英文译本出版。到19世纪末，英语世界译介道教经籍20种，共39个英文译本。19世纪下半叶，《道德经》的英文译本更是以几乎每两年一个新译本的频率在英语世界推出。19世纪英语世界涌现出诸如湛约翰、巴尔福、理雅各、翟理斯、保罗·卡鲁斯等一批有世界影响的道教经籍译介学者，他们很快占据了西方汉学界，尤其是道教经籍译介领域的制高点，使得英国成为继法国之后西方道教及道教经籍译介的又一重镇。
第三章“十九世纪英语世界译介道教经籍之主要英文刊物”是对19世纪影响最大，对中国道教经籍译介最多的《中国丛报》、《教务杂志》和《中国评论》等三个英文期刊中的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情况进行穷尽性梳理。与19世纪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方式上有着重大区别的是，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为了更好地完成他们的在华传教事业，非常重视利用当时的科学技术译书、兴学和办报。他们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了一些中外文报刊，作为重要的传教媒介。这些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为西学东渐，同时也为中学西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英文期刊对中国道教及道教经籍也有大量的译介。
第四章“十九世纪英语世界译介道教经籍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是对19世纪英语世界在中国道教经籍译介与传播方面贡献较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所作的翻译与研究成果的整理与评介。19世纪的英语世界参与道教经籍译介的共有19人，其中，传教士充当了道教经籍译介的主要力量。除传教士之外，外交官、商人及其他行业的人员亦参与其中。这些译介中国道教经籍的先驱主要包括:英语世界首位译介道教经籍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英语世界的首部《道德经》译者湛约翰、英语世界道教经籍文献学研究第一人伟烈亚力、首个《南华真经》英译者，也是19世纪英译道教经籍种类最多者巴尔福、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外交官出身的庄延龄和翟理斯以及《道德经》的首位美国译者保罗·卡鲁斯。该章还介绍了麦独斯对19世纪及以前西方《道德经》译介的总结。
第五章“回顾与前瞻”对19世纪英语世界译介中国道教经籍的总体脉络与特色进行概括，同时分析本阶段的道教经籍译介对20世纪西方道教研究的意义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