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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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一个在中国传承、嬗变了三千多年的传统观 马一浮《孝经大义》以“圣谛”解《孝经》,把它当作显性的经典而非顺俗的文本来理解;他将孝明确界定为人禀赋于天的内在德性,为至德要道,纠正了自《孝经》以来将孝认定为外在的伦理甚至政治规范的偏失,同时分别赋予了“五等”、“三才”、“明堂”、“刑”以内在德性根据。 由于马一浮坚持传统儒者的工夫修养,主张“性修不二”,其在讨论孝这一传统观念的时候并没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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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一个在中国传承、嬗变了三千多年的传统观
马一浮《孝经大义》以“圣谛”解《孝经》,把它当作显性的经典而非顺俗的文本来理解;他将孝明确界定为人禀赋于天的内在德性,为至德要道,纠正了自《孝经》以来将孝认定为外在的伦理甚至政治规范的偏失,同时分别赋予了“五等”、“三才”、“明堂”、“刑”以内在德性根据。
由于马一浮坚持传统儒者的工夫修养,主张“性修不二”,其在讨论孝这一传统观念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把孝的内涵作德性(道德意识)和德行(道德行为)的区分,而只是将其归为基于修养工夫的相对模糊的切身体验。这一点,马一浮同儒家先贤并无二致。
孝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具有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两方面的内涵,且孝作为道德意识含有行孝的意识和对孝的意识、孝行的认知两部分。在儒家看来,行孝的意识是先天的,包含情感和意志两层,对孝的认知则是后天的,其建立则往往有传统、经验、舆论的影响;道德行为则有合乎孝与否的区别,道德意识发动并评价入的道德行为。孝作为道德意识有其发端的机制,即亲子关系。亲子间情感和意志的交互是亲子关系确立的根基,也是孝得以确立的基础。马一浮的《孝经大义》乃至孝在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中的地位的确定,都离不开亲子情感和意志交互这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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