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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诗是《左传》中很典型的一种话语形式,关于《左传》引诗,学界多以“断章取义”来概括其特点,并且经常把引诗和赋诗放在一起研究,而忽略了其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所具有的意义。赋诗固然是春秋时期比较典型的用诗方式,但随着春秋历史的结束,这一文化活动就戛然而止了。但是引诗并没有中断,而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代对诗义的解读和阐释都可以在《左传》中找到痕迹,这说明《左传》引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不仅是当时政治交往的工具,而且对后世的《诗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左传》引诗做一下梳理,旨在探究引诗的诗义发展和阐释方式,并尝试探讨引诗所反映出来的政治体制特征和古人的治国理想。
《左传》中的人物在外交场合中经常引用《诗》来作为论据,以此可以看出其阐释诗义的特点。《左传》引诗是在《诗》本义基础上的引申与发挥,通过分析诗义可以看出:《左传》引诗与其他文献引诗很相似,说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诗义来源,这个源头就是西周对诗义的解读,同时,贵族阶层良好的《诗》学素养也为《左传》引诗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话语场景。引诗过程中形成了直接引用、断章取义、以史说诗、巧用逻辑关系、兴喻、概括诗旨和字义解读等阐释方式。这些阐释方式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引诗规则和诗义解读方式,体现了引诗者对《诗》的灵活运用。这些阐释方式在战国和汉代得到了继承和长足发展,形成了古代特殊的诗义阐释体系。引诗过程中强烈的谏诤方式反映出,在西周分封制度下诸侯与天子之间的权力制衡。另外,宗子情怀和对家国的强烈责任感也使诸侯、卿大夫在引诗时表现出直谏的特点。同时,西周礼乐制度和引诗者良好的《诗》学素养又使引诗具有了“和”的精神和隐约委婉的特征,给引诗打上了礼乐的文化底色。《左传》引诗是早期儒家诗教的源头,引诗过程中对君子人格的呼唤体现了古人“治贵反诸性命之情”的治国理想,即通过自身的修为来达到影响他人和政治的目的。这既是当时的一种治国理想,也是当时的人们独特自身价值观的反映,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