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对外直接投资战略(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FDI)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至关重要的战略选择。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乏是由集团型组织的成员企业做出的，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存量贡献了75％(Yiu，2011)。无论从学术的角度还是实践的角度，学者们以及管理者均忽略了独立企业和集团成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的差异。虽然，企业集团并不独有内部资源互换、治理结构以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这些特征，但是这些在企业集团环境下比任何其他环境下的特征分析和影响机制都要复杂(Holmes et al.，2017)。随着中国企业集团更多地通过“走出去”战略进行跨产业和跨区域的扩张，“如何有效地引导、管理和控制成员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构成了企业集团当前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企业集团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研究企业集团如何影响成员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的主要工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结合经济政策的变化描述中国企业集团的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中国独立企业和集团成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具体而言，主要从不同年份，省份和行业三个角度分析独立企业和集团成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从时间的维度上看，上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绝大部分是由大型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实施的。从地域的维度上看，省市的制度环境差异可能会导致独立企业和成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不同行业的独立企业和成员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很大差异。 第二，创新性地提出集团内部资源溢价折价效应。尽管整体上企业集团成员企业的战略实施比独立企业具有综合优势，但是鲜有学者研究集团内部具体哪些资源会影响成员企业。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独立企业和成员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本章提出内部市场资源溢价折价效应，发现独立企业和集团成员企业在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激进或渐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存在显著差异。同时，非竞争性资源的溢价效应和竞争性资源的溢价效应均有助于成员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且实施渐进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反，竞争性资源的弱折价效应有助于成员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但却有助于限制过度投资，促进其实施渐进的对外直接投资，而竞争性资源的强折价效应虽不利于成员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但被迫听从集团指令实施国际化时，会促进其实施激进的对外直接投资。 第三，本文从集团治理的角度出发，实证考察了第二类代理问题（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和第三类代理问题（总部和成员企业）与成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尽管集团内部资源呈现不同的折价溢价效应，但集团内部资源的分配依赖于集团内部市场是否有效运作——集团治理机制。与独立企业的第一类代理冲突不同，集团治理主要体现为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以及集团和成员企业之间的代理问题。结果表明，对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隧道挖掘有助于集团成员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且实施激进的国际化战略;但是股权集中有助于集团成员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且实施渐进的国际化战略;对于集团和成员企业的代理冲突，纵向层级越长有助于集团成员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且实施激进的国际化战略;小集团大成员企业模式有助于集团成员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且实施渐进的国际化战略;对于不同产权性质而言，国有成员企业更加倾向于实施国际化战略，而民营成员企业更加倾向于激进国际化战略。 第四，首次尝试研究外部制度环境如何影响集团对成员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管理控制。大量学者认为企业集团作为外部不完善制度环境的回应，但是鲜有学者讨论制度环境改善之后，企业集团将会如何发挥其原有的作用。本文具体研究了制度环境改善对集团成员企业战略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内制度环境的完善将会弱化集团对成员企业境外投资战略的影响。但是在长期内，企业集团可能会阻碍要素市场和制度改革，因为改革会削弱他们现有的竞争优势。因此本章进一步研究了短期内外生的政策性事件对集团成员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特指一带一路政策。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完全外生的短期政策性事件会强化集团对成员企业境外投资战略的影响。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研究比较了独立企业和成员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弥补了企业集团研究的缺失，特别是集团成员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以往的企业战略研究大多并没有区分独立企业和集团成员企业，但是实践中独立企业和集团成员企业所面临的资源约束和代理问题具有极大不同，这必然导致两者的战略实施存在差异。第二，细化了集团内部资源对成员企业的影响。已有关于企业集团的研究倾向于从整体上探讨企业集团的资源优势和劣势，而本研究将其具体化，细化为集团内部的不同资源类型的资源折价和资源溢价效应;第三，与独立企业治理的第一类代理问题不同，本研究整合了集团治理的两类代理问题——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以及集团总部和成员企业的代理冲突，并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对成员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第四，关于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如何影响集团对成员企业的管理控制并无定论，本研究结合中国制度环境的变革解决了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