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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快速发展,国内企业以产业链为起点在全球配置资源。在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产业政策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制度通过一系列政策转化为治理效能,彰显出巨大的优势。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是重中之重。然而需要认清的是,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深入开展,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外直接投资面临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厘清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位、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提高企业布局市场网络的能力任重道远。本文在此背景下全面系统地考察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的发展脉络,首次从便利化政策、方向指导政策、金融财税政策三方面进行分类,搭建政策分析框架,采用数量和文本分析方法综合考察政策集合的动态变化;利用2004-2013年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企业意愿和能力视角、政策协同性视角、企业能力提升视角、福利视角展开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深入探讨产业政策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渠道。本文包括八章内容。第1章是导论,具体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与贡献。第2章是文献综述,回顾并梳理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政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研究。第3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指标量化,首先详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的发展路径,然后介绍了政策的测算及量化方法,最后概括产业政策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趋势。第4章至第7章为本文的核心章节。第4章从企业意愿和能力的视角出发,通过动态优化模型,研究产业政策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动态影响,重点关注企业特征的调节机制,从总体上实证评估了产业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效果,并且作为拓展分析,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政策的作用。第5章是从政策协同性的角度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以中央政府发布的便利化政策为核心,考察省级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与中央政策的互动关系,以及两类政策与企业、区域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它或许是国内首次考察不同层级对外投资产业政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该章首先从制度的视角对国际商务理论加以拓展,并依次给出相应的理论假说,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层级便利化政策的影响效应,并采用工具变量最小二乘法探讨内生性问题。第6章从企业能力提升的视角出发,研究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关注不同投资类型、不同行业类型的差异性,考察了滞后生产率效应。第7章构建含有产业政策支持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框架,探究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机制和福利效应,根据第3章对产业政策的梳理,在行业—年份层面实证研究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临界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并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产业政策的福利效应。第8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归纳总结全文,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基于前文的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产业政策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而且也促进了已经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再次参与国际化;产业政策对生产率较高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对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强于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证实了中国对外投资产业政策侧重于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和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政策,金融财税政策对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强。（2）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颁布的便利化政策均能显著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省级政府的相关政策能进一步加强中央政策的促进作用;当企业隶属较高的政府层级时,省级政策的促进作用受到削弱;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中央和省级的政策对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更加明显。另外,根据便利化政策的内容和作用对象分类,不同类型的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外汇管理政策的促进作用强于审批核准政策和信息支持政策。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资产偏离度是中央、省级便利化政策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渠道。（3）对外直接投资正向影响企业生产率,产业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大会加强这一影响;无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的研发资源密集程度、信贷约束程度如何,产业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大都会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产业政策显著提升了非战略型行业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作用,而对于战略型行业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另外,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滞后作用,但产业政策支持并没有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率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4）产业政策支持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临界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考虑了生产率的衡量方法、政策的内生性等问题之后依然稳健;不同类别产业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理论模型容易拓展至多国,就区位选择而言,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政策支持力度大的目的地;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政府预算中性的假设下,适度的政策支持能够提高社会福利。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诠释,丰富了对外投资产业政策的研究,为论述对外投资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微观依据,对中国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启示如下:第一,政府通过实施广泛的产业政策,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临界生产率,助力企业实现国际化;第二,产业政策能够驱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对于不同生产率、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值得关注;第三,从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出发,需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同时增强各类对外投资政策的协同,进一步明确各政府部门的权责分工,提高政策合力。第四,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投资产业政策过程中应重视长期效果的反馈,建立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作用的长效机制,既要及时给予对外直接投资以相应扶持,也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和定位。最后,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培养和发展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通过推动企业以对外投资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合理布局国内国际两个生产,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制造半径,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