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针对ISDS机制多年运行的实践困境，国际投资理论与实务界已就改革达致共识。但是，基于不同利益立场，各国所主张的改革方案和路径却存在较大分歧。相比较而言，对现行ISDS机制进行适度司法化改革具有可行性，其正当性基础主要在于：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而言，无论是从“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的转变，还是多元化国际司法机构的兴起，都标志着国际争端解决司法化、法治化的发展趋向。就制度根基而言，投资争端解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针对ISDS机制多年运行的实践困境，国际投资理论与实务界已就改革达致共识。但是，基于不同利益立场，各国所主张的改革方案和路径却存在较大分歧。相比较而言，对现行ISDS机制进行适度司法化改革具有可行性，其正当性基础主要在于：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而言，无论是从“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的转变，还是多元化国际司法机构的兴起，都标志着国际争端解决司法化、法治化的发展趋向。就制度根基而言，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司法裁判性质，但现行ISDS机制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司法尚存在较大差异，司法供给明显不足，有必要在改革过程中予以补强。就实践需求而言，ISDS机制司法化改革有助于突破现行机制的内在局限，从而既顺应国际投资实践的动态发展，又满足各个国家或利益主体的多种诉求。
考虑到现行国际司法机制所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缺失，尤其是在管辖权、仲裁员选任、司法造法等方面显现的突出问题，ISDS机制的司法化改革应当尽量避免重蹈覆辙，坚持以渐进、适度的自限式路径展开。具体而言，ISDS机制司法化改革在突破现有投资仲裁机制框架的同时，应当直面挑战、适度而为：既要确保仲裁庭具有合理的管辖权限，能够有效解决投资争端；也要完善仲裁员选任规则和行为准则，提供充分的中立保障；还要赋予仲裁庭有限的司法能动空间，实现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多功能性。对于中国而言，基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事实需求和中国缔结投资协定的法律现状之双重因素影响，在改革立场上，应当秉承ISDS机制适度司法化定位；在具体策略上，中国应当在引入上诉机制、限制仲裁庭管辖权限、完善仲裁员选任机制、强化缔约方条约解释、设置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加以探索，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和投资者的正当权益。
其他文献
在人工智能技术强势“入侵”人类社会的背景下，大量人工智能的负面事件充斥着人们的视野，人类开始审视人工智能体的法律定位。对于“奇点”降临后人工智能体能否成为法律主体这一命题，不同领域、不同学者观点各异。面对人工智能体可能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风险和责任承担难题，学界有必要通过严密系统的论证以达成统一认知，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强人工智能时代做好理论先导，为立法、司法实践和社会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引。 为了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的价值愈发凸显，逐渐成为社会的基石。一旦离开个人信息，个体将寸步难行，社会也将失序。而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侵害个人信息出现了“深度利用”的新态势，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层出不穷，全面侵害个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成为社会“顽疾”，亟需探寻科学的法律规制路径，健全和完善个人信息的法治保障。 立足上述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法律现状与问题。阐述立法层面并未规制非
在互联网普及与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大环境下，网络直播作为新兴产物应运而生，蓬勃发展的背后却是新型网络直播违法行为层出不穷，涉淫秽直播便是其中一大典型。司法实务中虽出现了相关判决案例，但由于现行刑法对此行为规范阙如，致使理论聚讼与实务分歧加剧行为定性难度。“点对面”类型的网络淫秽直播系单一主播借助直播平台，面对多数网民在特定时间段与直播间内开展露骨淫秽表演的活动。以主观的客观解释论为基础，以法益为指导就
同一债权上既有人的担保又有物的担保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之后是否可以向其他担保人主张追偿一直是立法及司法需要回应的重要争议问题。法律规则的不完备状态增加了司法的难度，导致我国司法实践在处理相关纠纷时产生相当的裁判分歧。通过对公开的相关裁判进行量化分析，结论是目前多数法院在相关判决中表露出支持追偿的立场，而这些法院多以《担保法解释》第38条作为裁判的依据，并以公平原则、连带之债、防范风险等理由加以佐
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第16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这是过程性信息在新《条例》中的首次亮相。 过程性信息是指行政行为发展阶段中形成的信息，不具有正式性、确定性和完整性，比如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和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属性判断的依据是行政行为完成的时间
随着经济的发展，夫妻共同财产的表现类型日趋多样化，从较为单一的财产类型逐步发展到股权、基金等多种财产类型并存。伴随着股权投资逐渐成为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夫妻针对股权产生的矛盾在家庭财产纠纷中所占比重日趋增高。其中，持股配偶未经非持股配偶同意，擅自处分其名下以夫妻共同财产入股所获股权的纠纷常有发生。无论是公司法还是婚姻法，均未对夫妻共有股权进行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此类纠纷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
面对新链接技术背景下网络空间日益严峻的著作权侵权态势，刑法如何发挥应有的规制机能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对侵犯著作权罪的理解与适用必须精准把握本罪的保护法益、正确识别本罪的构成要件、有效发挥主观目的的过滤机能，明确划定共犯的成立条件。本罪是实害犯，在保护法益的把握上需要结合前置法综合判断。本罪是法定犯，基于客观解释的立场，尽管在解释权限上存在隐忧，仍可以肯定“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被“复制发行”概念所涵摄；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商事主体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融资的需求越来越大，致使传统担保方式与现实融资需求发生脱节。而买卖型让与担保因其灵活性和便捷性等优势被中小微企业和自然人广泛采用，成为一种新型担保方式。但是，由于缺乏相关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对其性质和效力的认定始终莫衷一是，出现了大量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甚至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存在裁判思路相互矛盾的问题。面对司法实践中买卖型让与担保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法律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无效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存在不协调，当前对于无效的界定不仅在分类上存在“一刀切”，在法律后果上也与其他合同相异，不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另一方面，就目前的立法范式来说，不论无效原因为何，其合同效力均为无效，而其法律后果则以竣工验收与否有所不同，这种不区分无效缘由的处理导致是缺乏理论支撑的。对于建设工程施
国际民商事领域的选择法院协议可分为具有排他性的选择法院协议及不具有排他性的选择法院协议。选择法院协议排他性的认定和效力限制所存在的问题是目前影响其发展的症结所在。选择法院协议排他性的认定，旨在解决法院确定性的问题。对排他性的认定以明确法律适用规则为前提，推定具有排他性的方式有其局限性还需完善，协议用词、协议的除外条件和非单一法院选择是排他性认定中需要谨慎考虑的影响因素。选择法院协议的排他性效力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