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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瑛是民国时期佛教界的著名领袖之一。在佛教改革和复兴的呼声中，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浪潮里，作为一名僧人，圆瑛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毕生致力于佛教组织的建设，为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与此同时，他积极推动佛教入世，引导佛教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号召佛教徒发“慈悲心”关心社会疾苦。他更是不遗余力、亲力亲为开办多个慈善机构，投身慈善实践。尤其是其创办的慈善教育机构，为佛教界兴办慈善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任何思想和实践都与其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要考察圆瑛的慈善理念和慈善实践首先必须考察民国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背景。只有把握这个时代的基本状况，了解其同时代的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才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认识和评析圆瑛的思想和实践，窥探其超越单一宗教之上的普遍的人文关怀，以及其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 圆瑛以佛教为本位，本着大乘佛教的理念，反对有人把佛教称为“消极”、“迷信”、“厌世”的看法，主张佛学是积极的、入世的学说，佛教是济世救民、关怀社会的宗教。他倡导佛教徒应当怀有大乘佛教的慈悲心，不分亲疏贵贱，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并由此“大慈悲心”，修“大慈悲行”，“为一切众生与乐拔苦”。 相比于同时期的佛教思想家，圆瑛更是一位实践者。圆瑛遵循大乘佛教慈悲精神，先后兴办了宁波白衣寺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寺慈儿院、上海佛教医院等慈善机构，组织并主持了“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十六省水灾赈济会”、“上海灾区佛教救护团”以及“上海难民收容所”等大量的佛教慈善事业。本文以他创办的两所慈善教育机构（宁波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为重点考察对象，通过介绍慈幼院的办学经过、办学规模、办学特色以及在当时所取得的成果，展现民国时期佛教慈善教育的状况，并且期望从中总结出佛教慈善教育的成功经验。 通过圆瑛成功的慈善实践，坚信佛教界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不仅可行，而且必要。这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推动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而且能够进一步强化佛教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功能，促使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当今，中国社会处于急速转型期，大量弱势群体急需社会的救济与关怀，佛教界作为有宗教背景的社会团体，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近些年，佛教界在社会公益和慈善领域所作的努力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赞誉和认同，但考虑到佛教界拥有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和佛教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应该说佛教在服务社会、参与社会慈善事业方面仍然拥有巨大的潜力，等待进一步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