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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民工劳动权益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从政府干预的角度探讨农民工劳动权益问题。本文的劳动权益是指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应该享受并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基本权利，本文并不探讨由这些权利得不到尊重所引发的劳资争议。本文将劳动权益分为实体权益和程序权益、个体劳权和集体劳权、生存劳权和发展劳权;政府干预可以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直接干预主要针对实体权益和个体劳权，间接干预主要通过工会、合同和产业政策调整等影响程序权益和集体劳权以及影响劳动关系运行的经济环境。本文基本观点是:当前政府对劳动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实体权益、个体权益和生存权益方面，农民工应该获得的程序权益、集体劳权和发展权益没有得到良好的保障，程序权益和集体权益的缺失是实体权益和个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根本原因，因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护必须从实体的、个体的、生存的权益，转向程序的、集体的、发展的权益，这应是未来中国劳工政策的基本方向。 本论文共由一个简短的导言和八个章节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文献综述。该章主要回顾了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现实和理论背景。本文的理论视角来自于多元劳资关系理论和制度主义，这两种理论均强调了政府在调整劳资关系、保护劳工权益中的作用和方式。 第二章为研究设计。包括核心概念劳动权益和政府干预的界定，以及论文涉及的核心变量、框架结构、所用数据来源等几项内容。 第三章是对2006至2010年来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劳动权益状况进行简单的统计描述。结果发现，自2006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个体劳动权益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珠三角劳动权益状况仍然不如长三角。 第四章探讨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最低工资是政府直接干预结果性劳动权益的手段。本章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工资增长具有显著作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与2004年以来的最低工资的增长密不可分。这也解释了2006-2010年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增长。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其一，最低工资标准设置偏低;其二，小时最低工资“软约束”;其三，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第五章探讨了《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劳动合同既是劳动权益的内容，也是影响劳动权益的途径。劳动合同虽然是一种市场契约关系，但是受到《劳动合同法》的约束，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提高了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劳动合同的签订对于保障劳动者权益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符合率、降低劳动权益受侵害的发生率，尤其是大幅度提高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购买率。但是，劳动合同更加形式化，农民工在合同签订中没有参与权，很少参与劳动合同的协商。 第六章探讨了工会与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关系。最低工资是一种直接干预，主要体现在结果性变量;劳动合同本身是一种程序性权益，也影响到了其他劳动权益的状况，而工会则是政府间接干预劳动权益的一种途径。与西方工会不同，中国工会实质上是一种政府力量和意志的体现。研究发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不同，中国工会不仅仅保障会员的利益，也保障非会员的利益，但是只能保障劳动者的底线型劳动权益，无法保障劳动者的增长型劳动权益;在作用机制上，中国工会影响外来工劳动权益的机制不是劳工垄断、集体谈判、集体合同和民主管理，而是一种“稻草人机制”。 第七章探讨了地区产业结构与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关系。产业结构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给劳动关系运行提供的环境，也是地方政府间接影响劳动权益的体现。研究表明港台企业对劳动权益的影响是负面的，外资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重工业、大型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劳动权益的状况也越好。本章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带来中国劳工权益的恶化，这是因为中国劳工权益本来就非常差，既缺乏稳定性就业，也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外资和外贸的国际标准改善了中国劳工的权益。 第八章是总结研究和反思当前劳动政策。本章反思了最近十年来中国劳动权益保护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当前中国劳工权益保护应当进行路径转变，从保障基本生存权调整为保障发展权，使劳工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需要同时提高工人结社能力与结构能力。本章在综合以往理论以及结合劳工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劳工权益保护的“权-能”模型，并指出未来中国劳工权益保护的路径，应该从个体赋权迈向集体赋权与个体赋能，中国劳动政策应该从保护劳动者的实体性、个体性、底线型的劳动权益迈向保护劳动者的程序性、集体性、发展型的劳动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