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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可以促进利益相关方平等、充分、合理地进行权利交易,此即为公民社会交易功能。具有上述特征的权利交易能使社会欢乐祥和。现代公民社会是非市场、非国家的第三域,因而现代公民社会交易功能主要指在政治层面的公共交易功能。公民社会既是一种可见的组织形态及其活动,也具有规范人的行为的制度含义。
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市场自组织为私人领域,这一形式普遍性中的领域,最终把封建国家型塑为自己的政治国家,于是公民社会正式出现,并以其各种建制和方式,促进着私人领域和政治公域的权利交易,推动文明的发展。由于垄断和国家干预的出现,公民社会不再通过肯定形式普遍性因素的方式促进权利交易,而走向直接的利益交涉,并寻求国家认可。此时公民社会的社会阶层已泛化,利益直接交涉加剧价值失衡,酿成社会失序和两次世界大战。
哈贝马斯认为,上述灾难缘起于工具理性,提倡人们在生活世界背景下通过语言媒介进行交往和相互理解,进而产生交往理性,来化解之。这种对现实经济政治关系的逃离实质是为了避免矛盾而无视矛盾,其生活世界实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有产者公域的虚幻再现。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化以及教育文化发展,为各阶层自组织而成的现代公民社会促进人们之间的平等、充分、合理的直接权利交易提供了理性前提。现代公民社会交易功能的机理在于,它能够使得交易规则获得自己的主体而现实化,能够提供交易中的信任机制,能够使权力排除合理选择得到矫正,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人们在有序妥协中获得利益实现。然而,如果公民社会提供的交易机制被过度使用,也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混乱。保证交易机制有序运行的是社会保障、政治权利和政治接纳,以及良好的公民文化。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结合,是当前人类社会制度安排的方向。未来历史的进化,将由生产力发展在公民社会这一自组织结构中引起的对新的获利机会的规则约定传导出来。
明清时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孕育了公民社会萌芽,并发挥着市场和政治层面的交易功能。但由于特殊国情,而丧失了型塑整个国家从而自主实现近现代化的机会。清末民国的民族危机催生公民社会及其交易功能在战乱和外压下成型,但依然发育不足,未达到西方国家近代的水平。由是知公民社会交易功能有赖于市场交往关系的充分延展、社会稳定以及本国内生性因素的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国家机制和公民社会交易机制相同一,前者取代后者,有优越性,也有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公民社会渐次发展,并发阵着促进私人交易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政治层面的交易的功能。但其交易功能有其特定历史规定性,那就是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使用的一种制度中介,而不像近代西方国家那样,由自组织的市场领域开始最终通过公民社会机制型塑一个市场自己的国家。当代中国公民社会交易功能可以化解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并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一条探索的路径。
公民社会交易功能的发展演化具有一般规律,不同国家又有其特殊性。在当代社会,公民社会及其交易功能实际上与市场机制和国家机制一起,共同构成规范人们行为的总体制度体系。公民社会及其交易功能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够化解洛克、卢梭和黑格尔的理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