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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呈不同的空间分布和聚居样态。宗教村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的现象,也是中国农村天主教会的常态,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这些宗教社区内,占相当比例或全部的居民以天主教为共同信仰,并以其为行为规范,从而使生活方式与人生关怀带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成为研究宗教群体的文化、信仰与生活的极好样本。
胡庄就是这样一个宗教村。它位于山东省平阴县城郊,皈依天主教的历史长达四百年,但限于材料的局限,本文主要以义和团事件前后至今一百多年间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从它的区位与传统信仰来看,它处在泰山及其宗教的辐射范围之内。在当地盛行的儒家文化、佛道信仰以及与泰山崇拜相关的自然神信仰,对当地民众影响很大。在最具中国信仰特色的泰山地区改宗天主教,这个不期然的信仰转换,实际上是山东民众信仰近代化的开始。
皈依天主教就要抛弃传统的大教(bigteachings)信仰,这个改宗行为,会引起与旧有群体的冲突。这正是当年胡庄始祖到离开家乡的原因。在近代中国,这种冲突因为政治的因素加剧了。最终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运动中,胡庄等教徒村都受到了攻击,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国信仰“异教”的代价。
胡庄的教堂是其村落生活的中心,也是宗教外在的象征。堂兴教兴,堂衰教衰。在几百年的修堂过程中,宗教信仰也得到传承。解放后,胡庄教堂屡被占用,说明天主教会独立地位的丧失,也说明在政教关系的博弈中,教会明显地处于下风。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教会房产的落实,也标志着教会独立社会团体地位的承认及宗教政策逐步走向宽松。教堂的修建承载了教徒众多的感情,但也因牵涉教徒的个人利益,而透析出各种教徒不同的心态。
在这些地方独特的神权社会里,神职人员是教会的象征和领导,居于信仰生活的中心地位。禁教之后,胡庄经历了多任外国神父。外国神父主持时期,胡庄教会受到外力支持,教务得到长足发展。经历义和团事件后,胡庄教会不仅新建许多教堂,领洗人数增加,培养了许多神职人员、修女、姑娘等,成立了一些教徒组织。除了照顾入的超性生活,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它在自卫、互助、教育、医疗、慈善等世俗领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胡庄人的信仰世代相传,构成了一个认同强烈的老奉教群体,他们受教义教规的训诲,形成了对天主信仰的认知与宗教观念,并由此形成独特的行为规范、价值观与不同的终极关怀。在生死嫁娶等人生礼仪方面也形成了以其“圣事”与信仰相结合的生活习俗。这种宗教信仰的风俗化,使乡村天主教形成了深厚的根基。
在上世纪中叶新政权崛起的过程中.出于对无神论的恐惧,天主教会采取了对抗及不合作的政策。再加上教会与殖民主义的纠葛,中国天主教会从建国之初被贴上了帝国主义的标签,外国教十被逐,国籍的神职人员也也被视为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基于对胡庄特殊情况的估计,胡庄进驻了工作组。主要目的就是肃清帝国主义的流毒,赢得教徒的政治忠诚。但在发展党团员过程中,传统的信仰显示出巨大的惯性,以致于工作组不得不放慢了步伐。之后的胡庄工作组以张立恩所在工作组最有代表性,在此期间先后捉获了潜藏的神父孙慕圣,逮捕了右派神父赵庆正,并成为胡庄四清运动的主导。
胡庄四清运动除了解决干部问题,揭开“宗教村的阶级斗争盖子”、揭露宗教内部的黑暗面、进行宗教改革并加强宗教工作,也是运动的重要内容。“文革”初期的胡庄,与宗教相关的一切都被当作四旧砸烂烧毁。随后,派别斗争渐趋激烈,并发展到武斗的程度。派别斗争埋下了政治报复的种子。在后来的“清队”及“一打三反”中,胡庄的造反派遭到报复。派别的分合及政治斗争的反云覆雨,冲击着宗教村既有的秩序及行为规范、价值观。但推原究始,宗教在文革中被砸烂,实际是历时多年、波及全国的“左”倾政策的必然结果,并非偶然。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宗教政策确立,但这个转变是很艰难的,旧的思维与工作方法仍以巨大的惯性保持前行。统战部缓慢地转变着自己的工作思路。乡村天主教管理机制上的变化,是1985年在统战部的指导下建立起了县级反帝爱国运动组织。爱国会作为一个天主教友与政府之间的群众组织,设计的目的是沟通教徒与政府,它在落实宗教政策及教会房地产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因其浓厚的官方色彩,有时也会与教会、村委会发生矛盾,显示了其尴尬地位。但在统战部与宗教管理部门的推动下,胡庄天主教圣地的地位得到恢复,当地传统的朝圣活动复归正常。
胡庄在解放后建立起了极有效的乡村政权。因为信仰问题,它很长时间没有足够的党员建立支部。在此情况下,采用了与毕庄并村的办法。一直到集体化结束,毕庄出身的外来干部主导了胡庄的党政生活。1978年之后,胡庄人解除了与毕庄的政治联姻,在组织上获得了独立,其素质高、善经营的特点得到发挥。他们所经营的队办企业逐步发展成了有主导产品的村办企业。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村干部的腐败问题成为村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部分村民得知橡胶厂被私自出卖后,愤而上访四年,但仍无头绪。对阵双方还在村委会选举中展开较量,告状村民的代表胡明启当选村主任,但村委会既无家底,又官司緾身,连正常的运转都成问题,各项工作更是举步维艰。
胡庄的未来发展,已被当地政府构思进了“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宏伟框架中,宗教文化已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推力之一。此种世俗化的举措必然会对胡庄农民的信仰发生冲击。另外,胡庄的祖传信仰,也面临新的考验。因为信仰如果只是一个身份符号可能就会失去本来的意义。怎样避免信仰的懈怠,保持信仰的新鲜感,言行合一.活出信仰,是个问题。另一方面,独立的中国天主教会仍处于成长之中,制度建设、经费筹集等尚未走向正轨,年轻的神职人员在神学修养、奉献精神、服务意识等方面均有不足。改善神父素质自然成为应有之义。此外,如何提高教徒的参与性,完善自己,在传统的慈善、教化、社会救助等方面发挥作用外。还能加强教会内部的民主化,提高教徒的参与性,使教会组织承担现代比间组织的社会功能,可能是胡庄教会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胡庄发生的问题是一个普通的三农问题,但它造成了现实与信仰的吊诡现象。在今后发展过程中,若不能彻底解决卖厂问题,社区的整合与信仰的提升都将是非分之想,并制约着这个天主教社区走向未来。
透视胡庄村民的天主教生活,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信仰传播与生存机制,外来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的取舍,天主徒身份的构建与认同,村落社区神权社会的运作,教会组织的社会承担,以及政治与宗教、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制衡与互动,希望能摹写出这个宗教社区苍凉的历史图景与现实生态,解密其嬗变参数,反映出宗教村落社区及其群体的独特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