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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演变，东盟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西南四省市（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具有毗邻东盟国家的区位和政策优势，近年来均把南下东盟贸易作为西南四省市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当前，西南四省市企业南下东盟贸易的主要路径，具有显著的陆海联动特征：一是经广西出海与东盟贸易；二是经广东出海与东盟贸易；三是经上海出海与东盟贸易。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背景下，研究西南四省市企业陆海联动南下东盟贸易路径选择，对推动形成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此研究背景下，本文对陆海联动一体化、西南省份南下东盟贸易、港口竞争力以及航线网络等重点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归纳与评述，为本文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夯实的理论基础。首先，把西南四省市看成一个区域性整体，将重庆作为西南四省市“达海”陆地通道的起点，建立了“西南四省市-防城港”、“西南四省市-广州港”和“西南四省市-上海港”三条“达海”陆地通道路线，通过构建“达海”陆地通道评价指标体系，在德尔菲法确定权重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西南四省市企业南下东盟贸易的三条“达海”陆地通道进行比较分析。接着，以防城港、广州港和上海港为研究对象，基于港口竞争力影响因素，建立“临海港口”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对西南四省市企业陆海联动南下东盟贸易三个“临海港口”进行评价。然后，以“防城港-东盟”、“广州港-东盟”和“上海港-东盟”三大海上航线为研究对象，基于“海上航线”的影响因素，建立“海上航线”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以防城港、广州港和上海港为起点，中转点为越南胡志明港，终点为新加坡港的三条“海上航线”进行评价。最后，按照模块化“先分后合”的思路，在达海陆地通道、临海港口和海上航线评价基础上，构建陆海联动贸易路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确定贸易路径准则层权重，对“西南四省市-防城港-东盟”、“西南四省市-广州港-东盟”和“西南四省市-上海港-东盟”三条南下东盟贸易路径进行了综合评价及选择。
通过比较与评价分析，目前经广州港南下东盟贸易，是西南四省市企业陆海联动南下东盟贸易的最优路径。同时本文在分析三条陆海联动贸易路径优劣势的前提下，提出了支撑西南四省市企业南下东盟贸易的通道建设建议。“西南四省市-防城港-东盟”应补强基础设施、降低运输成本，提升防城港港口竞争力和加密国际班轮航线密度；“西南四省市-广州港-东盟”应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联盟协同中心，提升陆地通道交通运输效率；“西南四省市-上海港-东盟”应提高长江河运运输的效率和水平，科学规划海上航线网络的布局、降低海上运输成本。
在此研究背景下，本文对陆海联动一体化、西南省份南下东盟贸易、港口竞争力以及航线网络等重点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归纳与评述，为本文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夯实的理论基础。首先，把西南四省市看成一个区域性整体，将重庆作为西南四省市“达海”陆地通道的起点，建立了“西南四省市-防城港”、“西南四省市-广州港”和“西南四省市-上海港”三条“达海”陆地通道路线，通过构建“达海”陆地通道评价指标体系，在德尔菲法确定权重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西南四省市企业南下东盟贸易的三条“达海”陆地通道进行比较分析。接着，以防城港、广州港和上海港为研究对象，基于港口竞争力影响因素，建立“临海港口”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对西南四省市企业陆海联动南下东盟贸易三个“临海港口”进行评价。然后，以“防城港-东盟”、“广州港-东盟”和“上海港-东盟”三大海上航线为研究对象，基于“海上航线”的影响因素，建立“海上航线”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以防城港、广州港和上海港为起点，中转点为越南胡志明港，终点为新加坡港的三条“海上航线”进行评价。最后，按照模块化“先分后合”的思路，在达海陆地通道、临海港口和海上航线评价基础上，构建陆海联动贸易路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确定贸易路径准则层权重，对“西南四省市-防城港-东盟”、“西南四省市-广州港-东盟”和“西南四省市-上海港-东盟”三条南下东盟贸易路径进行了综合评价及选择。
通过比较与评价分析，目前经广州港南下东盟贸易，是西南四省市企业陆海联动南下东盟贸易的最优路径。同时本文在分析三条陆海联动贸易路径优劣势的前提下，提出了支撑西南四省市企业南下东盟贸易的通道建设建议。“西南四省市-防城港-东盟”应补强基础设施、降低运输成本，提升防城港港口竞争力和加密国际班轮航线密度；“西南四省市-广州港-东盟”应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联盟协同中心，提升陆地通道交通运输效率；“西南四省市-上海港-东盟”应提高长江河运运输的效率和水平，科学规划海上航线网络的布局、降低海上运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