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建国以来农村教师的角色变迁，亦是农村教师的生活图景变迁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当前农村教育生态变迁。本文试图从一个村庄三代农村教师的口述历史出发去还原不同历史时期农村教师的生活图景，分析建国以来农村教师的角色变迁，进而梳理出这个村庄教育的发展脉络。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即是:农村教师与土地的关系变迁是解释农村教师角色变迁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总体来说，农村教师的角色变迁是一个从“走兽”蜕变为“飞禽”的过程。第一代教师是公办教师，是村庄里的“国家教师”，同时也是当时村庄里少有的“文化人”。虽然是公办教师，却因为妻子的农民身份及其出身的家庭而依然与土地紧密连接在一起;第二代教师任教之初没有经历过任何师范训育过程，他们既要教书育人，又要在土地里劳作，因而与土地的关系更为紧密，是典型的“两栖”教师。第三代教师的教师角色确立过程则同时是日益离土甚至是离乡的过程。女性教师的增多扩展了农村男教师的择偶空间，促使双职工家庭大量涌现，使得农村教师家庭有了彻底脱离土地脱离村庄的可能。这种脱离过程不仅是身体在土地和村庄中的缺场，而且意味着农村教师的思想观念也在挣脱土地和村庄的束缚，既置业于城市，又竭力模仿城市的生活方式。如果把第一代、第二代教师看作生活在课堂和土地上的“两栖”，那么第三代教师就有充足的资本远离土地，与村庄渐行渐远，从“走兽”蜕变为“飞禽”了。 同时，教师的知识权威角色、道德权威角色都在持续弱化，也不再扮演村庄的精英角色。农村教师的角色越来越变得单一，开始全面退出村庄，蜷缩在学校，从原来的“一村之师”蜕变成了纯粹的“一校之师”，其代价则是丧失了教师角色的优越感，与自身的职业劳动相异化，职业意义趋向虚无。农村教师需要正名，其职业意义重塑也迫在眉睫。 虽然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在不断提升，但在村庄的经济地位却呈现下降趋势。这种下降趋势在第一代教师那里达到顶点，到第三代教师又有所回升。从择偶上看，第三代农村女教师掌握婚恋对象选择的主动权。女教师因其在村庄的稀缺性而在婚姻市场上占据较大优势，在婚恋对象的选择上愈加固化为社会地位较高、拥有稳定工作的公务员或教师。男教师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不如女教师明显，其婚恋对象职业分布较为广泛。在自我认同方面，第一代教师属于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们虽不太情愿但又不得不更倾向于把自己认同为农村人;第二代教师对于自己农民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是比较坦然的;第三代教师则试图把自己与农民泾渭分明的区别开来。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倾向于城市，既不屑成为城里人而又心向往之。城市买房则是消除这种身份模糊性的一个有力手段。 当农村教师从“走兽”蜕变为“飞禽”，全面退出村庄的时候，看到的是农村教育整体的溃败。死寂的乡村，中庸的绩效工资制度以及其引发的“教师公社”现象都引人深思。从绩效工资的落实情况来看，农村教育的问题并不是简单提高待遇，吸引优秀人才就能解决的。相反，现有的绩效工资分配制度还起了相当大的负面作用。更值得忧虑的是，农村教师精神面貌的贫乏令人触目惊心，农村教师的职业意义虚无到无处找寻。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并不仅仅是引入优秀师资的问题，而要更关注现有的农村教师的生存现状与精神世界，更关注农村社会自身的运行机制以及农村教育系统的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