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受体制转型和发展阶段的影响，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具有很大的粗放性，偏好速度而产生的投资“饥饿症”以及粗放经营、资源掠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依然突出。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不仅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而且劳动力供给也存在“水平效应”逐渐递减的特征，这些都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尽管以知识增加和人力资本积累基础上的效率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主张也由来已久，但效果却并不明显。其中一个主要根源在于低要素价格、低环境价格和低成本外溢价格基础上的“掠夺性激励机制或价格扭曲机制”激发了人的“掠夺性价值侵蚀行为”，从而导致了成本外溢基础上的经济失衡和粗放型增长模式的持续存在。所谓增长方式转变，无非是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提出，表明人的“行为失范”导致经济增长方式偏离了正常轨道而需要进行调整，否则根本谈不上“转变”问题。短期经济增长的代价不断累积，将逐渐形成长期经济发展的成本，最终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罗默的创意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代表了新增长理论的主流思路，强调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现实中，尽管微观主体的趋利行为会导致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并通过溢出效应导致规模收益的增加。但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如果一定文化和制度环境下的个人不是偏好于将其所拥有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理性地配置到价值创造性活动领域而是价值侵蚀性领域，即潜在的人力资本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人力资本，再多的知识和技能，再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也难以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事实上，价值侵蚀行为不仅表现为对他人财富的掠夺(攫取资源、成本外溢、腐败、寻租等)，还普遍地表现为价值创造性活动的减少(如偷懒)，这也是我国在过去近30年中教育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尽如人意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我国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对于个人而言，除非存在某种激励或约束，否则“成本外溢”和“搭便车”就会作为一种负面的隐性“掠夺性”利益分配机制而自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面对“增长的烦恼”，最重要的激励机制是制度安排，最直接的约束条件也是制度安排。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环境和报酬机制在个人从事价值创造活动和价值侵蚀活动的利益权衡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是理性经济，同样需要一种价值理性作为指导。如果失去了这个精神支柱，就会导致理性的迷失和人性的泯灭。从这个角度，一种观念的形成，一种文化的传承，同样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如果能找到办法提高人们对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的认可度以及形成人们“为己利他”的观念，如果能想方设法提高人们从事价值创造努力的偏好，降低侵蚀性行为的效率，则能够使更多的“人力”转化为“资本”并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理性配置而实现劳动力“垂直效应”提高基础上经济的“和谐增长”。
因此，优化人力资本理性配置，使更多的人从知识积累和价值创造的努力中收获财富，实现个人财富“生产性努力增长”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增长”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的理性呼唤，也是我国目前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目标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毕竟只有合法的利益才能带来和谐的增长，只有和谐的增长才能促进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本文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背景，重点分析和论证了人力资本理性配置在提高经济效率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如何通过制度预设优化人力资本理性配置，将个人的经济行为转换到总量水平，在降低成本和从事价值创造的努力中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