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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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两广族群政策，是在继承宋代“民-瑶”二分法，以及元代撞兵屯田体系两大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宋元时期的“徭”、“撞”，转而变成了明初的“猺”、“獞”。在明初两广治理政策影响下，广西的招主、广东的抚瑶官成为沟通官府与“猺獞”之间的代理人群体。永乐以后广西动乱频发，州县编里及赋税数字大量流失。而这些动乱正是招主控制体系得以确立、乃至进一步从广西向广东扩散的重要契机。招主与佃丁之间，是隐藏在里甲制外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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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两广族群政策，是在继承宋代“民-瑶”二分法，以及元代撞兵屯田体系两大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宋元时期的“徭”、“撞”，转而变成了明初的“猺”、“獞”。在明初两广治理政策影响下，广西的招主、广东的抚瑶官成为沟通官府与“猺獞”之间的代理人群体。永乐以后广西动乱频发，州县编里及赋税数字大量流失。而这些动乱正是招主控制体系得以确立、乃至进一步从广西向广东扩散的重要契机。招主与佃丁之间，是隐藏在里甲制外衣之下的控制关系。民、瑶、僮的身份分界线，体现在他们在这一控制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居住在山区、被官府视为需要防备的人群，就被称为瑶。占据了大量田地，并且可以招募佃户进行耕作的编民，则被视为招主。被民所招募的佃户，则被称为僮。至明中叶，以招主与抚瑶官为标志的“猺獞”代理人治理体制发生松动。在广东，抚瑶官的地位大为削弱，广东官府和当地豪侠之家援引广西的招主模式，开始招募广西的僮人到当地耕守。这是用“以夷制夷”的思路，通过招主控制僮人，通过僮人防备瑶人，间接控制地方秩序的稳定。以明中叶的正德、嘉靖朝为界，此前的明朝两广政策，主要依靠大量处于国家与“猺獞”之间的代理人来维系，包括土司、土巡检、招主、抚瑶官等群体。此后，则随着两广军政体制的调整，两广由总府体制向督抚体制转变。在漫长的军政体制调整的过程中，嘉靖初年桂西土兵轮戍制度的确立、嘉靖到万历年间耕兵制度的大范围推行，以及隆庆古田大征所确立的古田事例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军政措施，使得明朝政府能够积极介入到“猺獞”地区的管理之中。通过灵活运用土、流治理模式，从明后期起，大量被人为排除在里甲赋役制度之外的“猺獞”向编户齐民转变，从而奠定了后世两广地区的族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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