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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一遇”的“2008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安排的合理性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反映出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系统的能力。其中，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尤其值得高度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最直接、最重要、最经常的活动”，更是因为近些年来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事实上已经成为关系到中国政府政策成败的关键性问题之一。进而，认真归结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过程，分析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执行成效、代价与系统矛盾，对于改进中国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系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也即是从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发自上而下研究政策执行;本研究运用克朗的系统分析方法，即按照“行为研究”—“价值研究”—“规范研究”的思路设计论文的整体架构。行为研究主要是对政策执行过程和重点进行分析;价值研究主要是对政策执行成败得失和系统原因进行分析;规范研究主要是对政策执行改进，进而对政策系统改进提出应然的路径选择。本研究试图在一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从执行理论视角，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政策的执行;从而形成政策科学途径研究中国政府公共经济政策问题新视角;二是在政策执行系统模型构建上进行探索，对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模型根据现实的特点进行构建和解释，提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经济双重激励控制模型，并对其展开论证;三是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在政策执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政策执行中面临的政策困结和矛盾，剖析政策系统背后的原因，剖析政府政策选择的价值偏好和内在矛盾。在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的问题之后，提出怎样修正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与政策系统。 本研究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为确保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执行，中央政府强化了对执行的政治、行政和经济控制，国家部委围绕政策目标，综合运用财政、货币、土地等政策工具，在投资、消费、出口、产业、区域政策方面进行积极协作，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结合实际进行政策选择和响应，在巨大政治压力和政策资源保障下，政策执行不折不扣实现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短期目标，有效地遏制了经济下滑的势头。 本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应对“2008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虽然取得了很好的短期成效，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代价表现为长期性政策失衡问题的进一步加剧: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工具上过于依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财政高额赤字难以持续，财政分配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和居民消费不足;而释放流动性和长期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政策迫使人们持有更多的资产，导致房价快速上涨，通胀趋势不断增强;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上依然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投资倚重于政府投资，加剧了地方政府的经济风险。由此，形成消费与投资矛盾，出口与内需矛盾，产业与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长期“政策困结”。 本研究通过对政策困结背后的政策系统原因分析认为，政策决策与执行系统的公平与效率价值选择矛盾，民主、科学决策与政策系统自循环的矛盾，政策选择短期效用最大化与政策系统预见性的矛盾，政治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的矛盾，理想政策目标与运动式行政手段的矛盾制约政策执行，故而化解政策执行面临的困结先要修正政策系统自身。 本研究整体分为七章: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阐明本研究的意义、目的与思路。对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调控政策执行问题的缘起和现实背景进行了讨论。根据本文的研究出发点，提出了研究的问题，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进行了相关文献的综述和评论，在此基础上，理清了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明晰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和基本贡献所在。 第二章为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模型的提出与建构。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运用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双重激励机制，大力推进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引起了国家部委、中央企业、地方政府强力响应，这一中国特色的执行方式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作用。该部分围绕传统模型的实用性问题，危机背景下政治经济双重激励模型的建构，模型的基本要素与特点进行初步的讨论。本章是本文进行执行分析的基本理论架构，也是本文理论创新的一个尝试，为后续分析提供基础。 第三章为中央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执行的控制。它是公共政策执行模型要素的进一步展开讨论。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中国政府对政策执行的控制力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对原有的政策系统特征的一种强化。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中共中央为主导，以国务院为政策枢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控制的政策执行模式，对应对危机政策的有效执行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央政府不仅对国家部委、地方政府、中央企业的政策执行提出了原则要求、总体目标，而且在危机背景下执行目标更加具体明确，执行方向更加明晰。强大的政治动员和资源调配是推进应对危机一揽子政策执行的前提条件。 第四章对国家部委的政策协作与执行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策执行系统最为关键的部分是国家部委的政策协作。这种协作包括对财政、货币、土地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与功能分担;重点研究其运用在刺激投资、扩大消费、稳定出口、振兴产业、促进区域发展五个方面。本研究发现，部委政策协作在国际金融危机初期对抑制经济过热中产生了叠加效应;反过来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政策执行中形成了巨大的合力。 第五章对地方政府、中央企业的政策选择和响应进行了讨论。事实证明，再好的政策，没有地方政府的有效执行，政策就要大打折扣。而在利益博弈和地方竞争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与政策响应为应对危机发挥了基础而直接的作用。中央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的政策执行主体，作为中央控制的直接力量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发现，中央企业在保增长中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在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央企业利益选择的方式更加隐蔽。 第六章对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调控政策执行的初步成效、代价和系统矛盾进行了讨论。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和资源保障保证了政策短期目标的实现;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巨大，一些原有政策失衡在危机背景下进一步加剧，形成了政策困结;而进一步剖析政策困结的原因，发现政策系统自身存在矛盾冲突，尤其是价值矛盾、决策的影响、利益的选择等问题是执行存在困结的重要原因。 第七章对后危机时代政策执行的优化与改进问题进行了讨论。本章分两个层次提出政策执行改进的路径选择:一是政策执行困结的化解路径选择问题;本章对政策执行困结的化解进行了逐项讨论;二是政策执行系统改进的路径选择;根据已经发现的政策系统矛盾，对于政策执行系统自身的改进提出建议。最后，对本研究进行了归纳，得出了本研究的几点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