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社会中个体的人已经融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广泛的交往活动之中。随着跨越地域的信息通讯手段和先进交通工具的使用，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日趋密切，尤其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之间的交往更为普遍和复杂，人们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人类的存在并不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人为基础，而是以“双向理解”的交往为起点的。然而，在交往关系越来越密切和普遍的同时也产生了交往过程中的困难和日益尖锐的矛盾。物与物的关系构成了一切交往关系的中心内容并辐射到一切交往领域，造成了人类的交往普遍物化，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更趋尖锐。要解决这种普遍而尖锐的矛盾，交往理论的研究也就越来越重要。
本论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劳动范式”与“交往范式”进行了界定，明确了这两种范式的联系和区别。可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是基于马克思的劳动范式基础上的。本文从历时态上，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以劳动——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理论和哈贝马斯基于言语有效性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取得对劳动范式和交往范式的准确理解。
第二部分论述了交往范式对劳动范式的理论嬗变。通过对马克思的劳动范式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两种结论:一是交往范式的定位得益于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二是哈贝马斯所重新定位的社会劳动概念。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转换劳动范式的内在逻辑。
第三部分论述了交往范式的批判性本质。首先论述了对社会劳动作为一种工具性行为的批判，在这部分对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工具行为”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是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交往行为”，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其次，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进行了前提的批判。哈贝马斯把“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归结为工具性行为和交往性行为，从而提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过于侧重了劳动生产活动，试图通过对劳动的分析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认识领域，即人类社会和自然，试图用“劳动”的概念来解释二者，由于把人的行为缩减为生产行为，从而使面对自然的工具性行为与社会中的交往行为之间的区分被取消了。
最后一部分对两种范式嬗变进行了评价。在全球的时代背景下，哈贝马斯试图用交往理论来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说他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但是，要避免陷入独断论的迷梦，去辩证的看待两种范式的嬗变，既要看到两种范式嬗变的积极意义，也要看到此种范式嬗变的不足和缺点。
本论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劳动范式”与“交往范式”进行了界定，明确了这两种范式的联系和区别。可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是基于马克思的劳动范式基础上的。本文从历时态上，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以劳动——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理论和哈贝马斯基于言语有效性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取得对劳动范式和交往范式的准确理解。
第二部分论述了交往范式对劳动范式的理论嬗变。通过对马克思的劳动范式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两种结论:一是交往范式的定位得益于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二是哈贝马斯所重新定位的社会劳动概念。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转换劳动范式的内在逻辑。
第三部分论述了交往范式的批判性本质。首先论述了对社会劳动作为一种工具性行为的批判，在这部分对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工具行为”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是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交往行为”，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其次，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进行了前提的批判。哈贝马斯把“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归结为工具性行为和交往性行为，从而提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过于侧重了劳动生产活动，试图通过对劳动的分析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认识领域，即人类社会和自然，试图用“劳动”的概念来解释二者，由于把人的行为缩减为生产行为，从而使面对自然的工具性行为与社会中的交往行为之间的区分被取消了。
最后一部分对两种范式嬗变进行了评价。在全球的时代背景下，哈贝马斯试图用交往理论来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说他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但是，要避免陷入独断论的迷梦，去辩证的看待两种范式的嬗变，既要看到两种范式嬗变的积极意义，也要看到此种范式嬗变的不足和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