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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说明(action explanation)问题，即行动者如何被其行动的理由所引导？该问题不但是当代行动哲学的关键性问题，而且与传统伦理学中德性、评价与责任等论题息息相关。自安斯康姆(G.E.M.Anscombe)与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将这一问题引入当代哲学以来，从古典中古哲学立场出发的行动哲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该问题影响。不同于戴维森开创的行动的因果性说明理论，新亚里士多德式(Neo-Aristotlian)、经院式(Scholastic)与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等阵营的哲学家们坚持“以善之名”观点(the guise of good thesis)，试图提供另一种行动说明理论。这一观点基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立场，即“凡是被欲求的，都是在善的观念下被欲求的”，因而也被称为经院式行动说明。
在安斯康姆与戴维森看来，对行动的说明，关键要澄清意向与理由两个关键性概念，前者重在说明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后者重在说明行动的合理性。在关于行动的经院式阵营内部，得益于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这两个概念与两个问题相关联:意向、意向行动与行动的条件相关，旨在说明如何造成行动，行动如何发生;而行动的合理性与行动的规定性(specification)相关，旨在说明行动如何被个体化，如何根据行动的内在与外在的本质特征获得其属(species)。
本文从阿奎那的文本出发，试图论证，在对行动的经院式立场中，如果坚持“以善之名”来说明行动，就必须承认，行动条件自身无法充分说明行动，而必须依赖于行动的规定性。第一，出于行动条件的诸多说明的基础在于，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意向行动的构想具有不可分割的同一性;第二，以新自然学派为代表，对于意向行动的同一性论证具有内在的不一致，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基于不可通传的行动的属/类别，更好地从行动的规定出发为意向行动提供了说明;第三，阿奎那是基于其形而上学背景，论证行动是从其目的(end)、对象(object)与情况(circumstances)中获得属的，具体而言，目的与对象的形式之理规定了行动自身之所是，决定了“以善之名”如何能够说明行动。
在安斯康姆与戴维森看来，对行动的说明，关键要澄清意向与理由两个关键性概念，前者重在说明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后者重在说明行动的合理性。在关于行动的经院式阵营内部，得益于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这两个概念与两个问题相关联:意向、意向行动与行动的条件相关，旨在说明如何造成行动，行动如何发生;而行动的合理性与行动的规定性(specification)相关，旨在说明行动如何被个体化，如何根据行动的内在与外在的本质特征获得其属(species)。
本文从阿奎那的文本出发，试图论证，在对行动的经院式立场中，如果坚持“以善之名”来说明行动，就必须承认，行动条件自身无法充分说明行动，而必须依赖于行动的规定性。第一，出于行动条件的诸多说明的基础在于，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意向行动的构想具有不可分割的同一性;第二，以新自然学派为代表，对于意向行动的同一性论证具有内在的不一致，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基于不可通传的行动的属/类别，更好地从行动的规定出发为意向行动提供了说明;第三，阿奎那是基于其形而上学背景，论证行动是从其目的(end)、对象(object)与情况(circumstances)中获得属的，具体而言，目的与对象的形式之理规定了行动自身之所是，决定了“以善之名”如何能够说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