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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史是伴随着血和泪开始的。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半殖民地，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去，开始了近代史的历程。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帝国在中国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一系列特权。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大量地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面临崩溃，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权威地位也遭到了威胁。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批又一批拥有爱国情怀的学人纷纷去探寻中国未来的出路。他们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行了尝试与改良，但都不足以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伴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恶化，广大人民的苦恼烦闷，近代中国人把改革的视角转向了文化心理、伦理层面，即转向了代表着中国固有文化的儒家学说。在这一意义语境下，爆发了新文化运动。
其实，自19世纪末，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孔子及儒学产生过质疑，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改良，孔子及儒学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动摇，但大多都是皮毛的。20世纪前十年，制度层面的变革使得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1901年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儒学因缺少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的保障，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加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族危机加重，封建复辟的逆流越来越嚣张，这让一部分民主主义人士认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民族要觉醒、要复兴，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彻底大革命。思想文化要革命，那么两千年以来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孔子思想势必成为革命的重点。从此，传统儒学面临着空前危机，康有为式的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改造儒学计划也宣告破产。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拯救中国。而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此同时，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若要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就必须要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等人以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反对封建帝制复辟为导火索，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又由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儒家思想约化为“三纲”和礼教，认为“三纲”和礼教是儒学的全部，将礼教比作是吃人的。而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普世价值的仁学、忠怒之道、“五常”等思想，他们并未提及。
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孔子及儒学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摈弃，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首次猛然断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孔子、儒学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儒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动摇，如此之大规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其他社会历史中亦从未出现过。
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由于新文化运动而造成的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对于古老的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孔学的这一“解构”也正意味着它的再一次“重生”。这是因为，孔学在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无情鞭挞和抛弃的同时，客观上却激发了孔子思想的重新崛起。可以说，经此运动“解构”了她与传统的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社会积习等方面的联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偶像化的孔子已经开始从人们的思想中淡去，平民化、真实的孔子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理性、客观地评价孔子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儒学开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
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激进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儒学能否担当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后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化观的论争、科学与玄学论战等。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最终分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形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现代新儒家学派着重于儒家思想的固守和重建，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发展的关键性一环，现代新儒家也成为20世纪振兴儒学发展的主要力量。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参照，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力图重新诠释孔子学说，使孔子思想重新焕发生机。他们试图通过反省、融合、更新，完成中国传统旧思想的现代转换，并且开始尝试着从新的角度、从哲学的层面，理性地定位孔子及儒学。他们更多地关注孔子思想本身，关注孔子的人生哲学，希望用重振孔子人生哲学的办法来复兴儒学，进而从儒家文化中彰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构成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在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一百年的时间里，儒学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形成、发展、沉寂以及重新回归和全面复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的种子再一次生根、发芽，展现出一派生机景象，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中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新思考和新建构，而且还表现在民间大众之间，民间儒学、大众儒学、乡村儒学等等的兴起，使得儒学又重新走进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其实，自19世纪末，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孔子及儒学产生过质疑，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改良，孔子及儒学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动摇，但大多都是皮毛的。20世纪前十年，制度层面的变革使得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1901年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儒学因缺少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的保障，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加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族危机加重，封建复辟的逆流越来越嚣张，这让一部分民主主义人士认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民族要觉醒、要复兴，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彻底大革命。思想文化要革命，那么两千年以来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孔子思想势必成为革命的重点。从此，传统儒学面临着空前危机，康有为式的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改造儒学计划也宣告破产。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拯救中国。而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此同时，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若要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就必须要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等人以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反对封建帝制复辟为导火索，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又由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儒家思想约化为“三纲”和礼教，认为“三纲”和礼教是儒学的全部，将礼教比作是吃人的。而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普世价值的仁学、忠怒之道、“五常”等思想，他们并未提及。
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孔子及儒学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摈弃，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首次猛然断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孔子、儒学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儒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动摇，如此之大规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其他社会历史中亦从未出现过。
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由于新文化运动而造成的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对于古老的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孔学的这一“解构”也正意味着它的再一次“重生”。这是因为，孔学在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无情鞭挞和抛弃的同时，客观上却激发了孔子思想的重新崛起。可以说，经此运动“解构”了她与传统的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社会积习等方面的联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偶像化的孔子已经开始从人们的思想中淡去，平民化、真实的孔子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理性、客观地评价孔子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儒学开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
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激进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儒学能否担当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后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化观的论争、科学与玄学论战等。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最终分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形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现代新儒家学派着重于儒家思想的固守和重建，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发展的关键性一环，现代新儒家也成为20世纪振兴儒学发展的主要力量。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参照，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力图重新诠释孔子学说，使孔子思想重新焕发生机。他们试图通过反省、融合、更新，完成中国传统旧思想的现代转换，并且开始尝试着从新的角度、从哲学的层面，理性地定位孔子及儒学。他们更多地关注孔子思想本身，关注孔子的人生哲学，希望用重振孔子人生哲学的办法来复兴儒学，进而从儒家文化中彰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构成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在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一百年的时间里，儒学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形成、发展、沉寂以及重新回归和全面复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的种子再一次生根、发芽，展现出一派生机景象，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中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新思考和新建构，而且还表现在民间大众之间，民间儒学、大众儒学、乡村儒学等等的兴起，使得儒学又重新走进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