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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是实践的人为满足自身不断提升的需求而推动的一种社会进程，是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必由之路。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注重物和经济政治的现代化视角及注重人和精神气质的现代性视角。以市场化改革为起点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和现代化取代现代性的趋势。因此，以现代性为视角、明确转型为人的目的在当前的研究中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是，过分强调现代性有导致虚无主义甚至反现代主义的风险，这与中国人民追求现代生活的愿望是矛盾的。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解决现代性视角困境的关键，因为马克思不仅看到了社会由前现代转向现代的必然性，更看到了这种必然性背后隐藏的资本历史作用的双重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依次经历了追求启蒙现代性、批判“异化”的现代性和批判“资本”的现代性三个阶段。通过对其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笔下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他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社会，推动人类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不是某种单一要素，而是一个由人的需求、生产力等多种要素通过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整合而成的动力系统。资本出现在这个动力系统的每一角落，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外貌。资本之所以表现的如此卖力，只不过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比传统社会更有利于资本增值罢了。 韦伯的精神动力论和吉登斯结构化动力论是另外两种有代表性的现代性动力学说。虽然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二人对现代性动力机制的描述都与马克思存在共通之处:吉登斯的时空分离、脱域、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增值本性和扩张形式的分析，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完全可以反向地在经济活动中找到物质基础。韦伯和吉登斯生活的时代离我们毕竟比马克思要近一些，掌握的材料也更鲜活一些，因此，将他们的一些论断作为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发展运用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一个重要特征是时空压缩，前提是生产力落后、人民对富裕生活需求迫切，因此，资本与转型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阶段，但却跨不过生产力发展的鸿沟，必须利用资本在要素配置方面的优越性，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对资本的使用必须限定在工具层面，而在转型过程中领导人意识、政策以及行政法规也确实限定和引导了资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形态、阶段的变化，总而言之，资本依旧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但是，资本以其“剩余价值从无到有的全部魅力”吸引着每一个人，它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世界，它要实现的是资本的现代性。资本已经对中国人的价值观产生了影响，转型过程中也已经出现以“物”为本的倾向，并且至少部分地导致了一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出现。 西方发达国家早已面对资本现代性的困境，作为回应，理论家们提出了前现代性、后现代性和超现代性三条道路。前两条道路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虚无主义情怀显然只能称为理论上的迷思，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意义不大。马克思的超现代性道路思想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开辟了一条从根基处瓦解资本逻辑的“超现代性”的辩证之路，恰好能够对应我国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但是，要实现对资本现代性的超越，仅仅有对资本的辨证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从精神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建构，只有一方面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建设一套能够“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才能在发挥资本文明作用的同时消除资本负面效应，进而实现对资本现代性的超越。科学发展观必须贯彻于这两种建构之中，因为科学发展观颠覆了资本现代性中的三大拜物教，真正地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而这也恰恰是我们转型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