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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社会政治氛围瞬息万变，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而郭沫若就是活跃于这一历史舞台的重要人物之一，其身上烙下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他凭借文学家特有的敏锐的洞察力、感受力，以积极的主观变通性，紧紧地抓住时代脉搏，占据先机，及时调整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实现了一系列思想转变。郭沫若的这一系列转变，并不是纯个人性行为，而是代表着1920年代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集体走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 1924年，郭沫若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之后不久又运用这些新理论，与国家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郭沫若也因此找到一个全新的理论支点和强有力的工具，在五四落潮期的彷徨苦闷中重新看到前进的希望，调整并树立新的理想和信念。随之，郭沫若的文学观念及文学活动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表现出新的特点。他否定了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唯美主义文学观，逐渐抛弃“女神”时期所极力主张的遵从内心、自我表现的纯文学观念。1920年代中后期，他彻底否定了先前的纯文学观，进而激情昂扬地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表现出积极的革命“先锋性”，并声称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留声机器”。他积极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作用;对作家提出新的时代要求，认为作家必须进行思想改造，方可从事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同时还对作品创作提出了构想，认为作品必须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通红意志，展现无产阶级革命生活，走“大众化”路线。至此，郭沫若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阵营，为“大众”、“阶级”解放而斗争，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转变。他的这一转变，极好地呼应了社会的时代要求，为社会革命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为文学开创了新的发展局面，拓宽了文学表现领域，使文学焕发出新的社会生命力。 但是，郭沫若的这一转变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过度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忽视作家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极端否定“女神”时期浪漫主义、“表现自我”的文学观。郭沫若表现出“左倾”偏激态度，非此即彼，破坏了文学的良性发展。同时，文学作品中所存在的缺陷也成为日后左翼文学某些不良方面的发端，给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 随着郭沫若自身思想的转变，其人生经历也发生了由“文人”到“战士”的轨迹变化。他先后参加了宜兴调查、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武昌起义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成为一名社会政治运动的战士。 从讴歌年青葱俊的“女神”，到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留声机”，从激情澎湃的“文学人”到热烈粗犷的“革命者”，郭沫若在192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迅疾的转变。本文试图梳理郭沫若这一时期急速转变的思想逻辑和环境因素，并从中理解和分析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生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