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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分析视角下的认知风格、信息加工方式为解释“性本恶”还是“性本善”提供了新思路。认知风格作为稳定的个人特质性变量，以往将其作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组织管理和教育领域，缺乏在亲社会领域的探索，而亲社会性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认知风格对其的影响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信息加工方式作为状态性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颇丰，结论却一直存在广泛争议。而后研究者提出社会启发式假说来解释信息加工中的双加工系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但前人多验证该假说的直觉决策部分，尚未对直觉后分析决策进行验证。此外，考虑到信息加工方式对亲社会行为研究的矛盾点集中于决策前的信息获取过程，但此前尚未进行独立研究，因此在本研究中纳入考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从特质性和状态性两个角度，分别探讨认知风格和信息加工方式对亲社会性的影响。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认知风格对自我报告的亲社会倾向和真实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二采用调查—实验法，2项实验均通过指导语和时间限制分离直觉和分析加工系统，考察其对公共物品游戏范式中合作水平的影响。实验1考察直觉和分析的加工方式对合作水平的影响，并通过控制实验组以考察认知风格对合作水平的影响，进一步补充研究一的结果。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改进游戏中“信息获取过程”的规则，考察被试在先直觉后分析两种决策条件下的合作水平，对社会启发式假说进行跨文化验证。最后，基于实验2的改进，综合两个实验的数据，引入“信息获取过程的加工方式”这一变量，探究该因素与“决策过程的加工方式”对合作水平的影响是否一致。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1)认知风格对亲社会性有显著影响，且与亲社会行为的类型有关。直觉风格有更低的亲社会倾向和更高的合作水平，分析风格有更高的亲社会倾向。直觉和分析风格均与捐赠水平无关，分析风格与合作水平无关。
(2)第一次直觉决策具有自私效应，而第二次分析决策具有亲社会效应，说明社会启发式假说所认为的“直觉亲社会效应”不一定会发生。
(3)直觉和分析加工方式均可促进亲社会行为，但产生作用的阶段有所差异，分析加工作用于“信息获取阶段”，而直觉加工作用于“决策过程阶段”。简言之，慢获取、快决策的个体有更高的亲社会水平。
(4)直觉—分析视角下的认知风格与信息加工方式对亲社会行为有较复杂的影响路径和机制，不可一言以蔽之。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的发现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认知风格在亲社会领域研究的不足；增进对社会启发式假说的跨文化检验，弥补当前对于信息获取过程研究的缺失，为前人的争论和矛盾提供解释。从实践出发，本研究在直觉—分析的认知框架下深入探究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和谐”(合作)和“友善”(捐赠)，为理解和培养公民亲社会行为，促进其直觉亲社会性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从特质性和状态性两个角度，分别探讨认知风格和信息加工方式对亲社会性的影响。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认知风格对自我报告的亲社会倾向和真实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二采用调查—实验法，2项实验均通过指导语和时间限制分离直觉和分析加工系统，考察其对公共物品游戏范式中合作水平的影响。实验1考察直觉和分析的加工方式对合作水平的影响，并通过控制实验组以考察认知风格对合作水平的影响，进一步补充研究一的结果。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改进游戏中“信息获取过程”的规则，考察被试在先直觉后分析两种决策条件下的合作水平，对社会启发式假说进行跨文化验证。最后，基于实验2的改进，综合两个实验的数据，引入“信息获取过程的加工方式”这一变量，探究该因素与“决策过程的加工方式”对合作水平的影响是否一致。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1)认知风格对亲社会性有显著影响，且与亲社会行为的类型有关。直觉风格有更低的亲社会倾向和更高的合作水平，分析风格有更高的亲社会倾向。直觉和分析风格均与捐赠水平无关，分析风格与合作水平无关。
(2)第一次直觉决策具有自私效应，而第二次分析决策具有亲社会效应，说明社会启发式假说所认为的“直觉亲社会效应”不一定会发生。
(3)直觉和分析加工方式均可促进亲社会行为，但产生作用的阶段有所差异，分析加工作用于“信息获取阶段”，而直觉加工作用于“决策过程阶段”。简言之，慢获取、快决策的个体有更高的亲社会水平。
(4)直觉—分析视角下的认知风格与信息加工方式对亲社会行为有较复杂的影响路径和机制，不可一言以蔽之。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的发现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认知风格在亲社会领域研究的不足；增进对社会启发式假说的跨文化检验，弥补当前对于信息获取过程研究的缺失，为前人的争论和矛盾提供解释。从实践出发，本研究在直觉—分析的认知框架下深入探究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和谐”(合作)和“友善”(捐赠)，为理解和培养公民亲社会行为，促进其直觉亲社会性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