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通义》地理书写研究--以《山泽篇》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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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期,中央集权日趋衰微,吏治腐化朽败,土地兼并加剧,社会动荡不安。经学内部也发生极大变化。社会上逐渐产生了要求整顿社会风俗的思潮,批判腐朽风气的声浪日渐响亮。应劭由此撰写《风俗通义》,其书记载了大量民间习俗与传闻,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风俗,是研究汉代礼仪制度、社会文化的重要史料。在其中,应劭将地理独立列为《山泽篇》,并于此篇中选取了十四条地理实体进行地理书写。
  本文旨在探讨应劭《风俗通义》中的地理书写,以《山泽篇》为主体,梳理其文本的地理及时代背景,对《山泽篇》进行文本阐释,分析其面貌、特点与地理书写形成的原因。论文分为四部分,第一节主要梳理《风俗通义·山泽篇》的文本生成背景,从时代风貌、学术发展、应氏家学等角度论述文本所受影响。第二章以表格形式进行文本阐释,应劭通过引述经典、采取训诂等方式,在《山泽篇》中选择特定的地理风物并以山—水结构进行整体排列,为地理主体明确定义与价值意义,呈现出其取物凝练典型、注重文化意蕴等独特的地理书写面貌,在纪实地理书写之外,观念地理书写特征突出。第三节分析应劭地理书写的成因。应劭的地理书写响应了其“辨风正俗”的书写目的,是支持其风俗观的重要一环,地理书写与风俗批评形成正反对比;其地理书写使地理自然特性让位于人文意涵,利用五岳四渎构造传强化统王朝观念,以圣人名士之行迹强调地理的品德;地理书写坚持向心的中心王朝视角。第四节比较应劭和《汉书·地理志》的地理书写。《汉书·地理志》作为王朝地理学的成熟标志,影响了应劭地理书写的王朝观念,但两种地理书写所服务的风俗观和书写目的迥然不同。在应劭后的地理书写,逐步呈现出以地理和文学为主的不同侧重的表达。最后结语总结了应劭将地理作为风俗议论的一翼,将其当作“辨风正俗”的切入点,其书写与政治追求融合,彰显了传统的儒学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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