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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在宋明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古今学者对之有较高评价。他作为开放的文本系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之展开研究，并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论著。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刘蕺山晚年“凡三易稿”而成的《人谱》的哲学思想。论文共七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在综述刘宗周哲学思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阐论以《人谱》为刘蕺山哲学思想研究切入点的原因和意义，并提出论文的研究方法。拙文以为，《人谱》是刘蕺山平生最为重要的著作，原因在于:一，《人谱》是刘蕺山对阳明后学躐等之弊做出哲学回应的最集中、最深刻的体现;二，一向不重名利的刘蕺山允许弟子在他生前出版《人谱》，显见《人谱》在蕺山心目中的地位;三，蕺山视《人谱》为家训，要将之永世传沿;四，蕺山弟子于《人谱》分歧最少，且对是著皆有较高评价，可知他们对《人谱》之思想的确定性和重要性的认同。
以《人谱》为刘宗周哲学思想研究的切入点，其意义有三:一，再现刘蕺山前后期的思想演变轨迹;二，再现蕺山心学与易学之关系;三，概括、总结蕺山哲学在宋明理学史和明末清初儒学变迁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拙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为“四位一体”法，即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统一、时间发展与空间拓展相统一、文本与话题相统一、主动创造性与客观逻辑性相统一的方法。
第二章阐论刘宗周学思历程的基本特征。蕺山的学思历程体现出“多变性”、“醇儒性”和“自得性”，皆落脚于《人谱》。蕺山为学三变，“始从主敬入、中年专用慎独、晚年归本诚意”，三者皆为“工夫”，其本质是要“立大本”，即挺立“心”体。而这个“心体”就是《人谱》之《人极图说》之“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所倡论的“心”。蕺山于阳明学凡三变，“始疑、中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与他对“心”学的理解密切相关。蕺山在“心”学框架内讨论阳明学并给以合理定位，终究不以其为“禅学”，但对阳明后学“道德自然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则严厉批评。哲学观点、为学方向上的思想差异，是蕺山撰著《人谱》的必要条件。
蕺山为学虽“变”，但其“醇儒性”始终未变。首先，他“严辨儒释”，“己之儒、释不可不辨，人之儒、释可姑置之不问”，坚持儒学价值方向，与持有“禅学化儒学”观点的士子论辩，倡明儒学。《人谱》正是这一论辩的直接效果。其次，蕺山赋性谨严、为人精粹，以醇儒者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被后人誉为“皦皦完人”。《人谱》可视为他道德精神的显露。再次，面对明末西学东渐之事实，蕺山力辟西学，“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西方文化不能于中国有所裨益，几滑入“文化保守主义”之泥淖。这与《人谱》“严格道德主义”休戚相关。
蕺山传承和发扬宋明儒的“自得”之学，主张“学以自得”，“无所得，故名自得”，不仅在“自得”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上有心得体会，而且的确实现了哲学创新，“发先儒之所未发”，确立了自己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大儒地位。《人谱》正是他哲学创新的最好证明。
第三章梳理《人谱》撰著历程。《人谱》之撰著非一蹴而就。是著“凡三易稿”，有初撰、修改和定稿的历程。同时，《人谱》之完成，既有直接诱因，又有思想渊导，是蕺山学问思辨的结晶。《人谱》之自序表明，是书因明末学儒之士袁了凡著“杂禅化”的道德劝善书——《功过格》而撰。蕺山与“禅学化儒学”对道德修养之本质、道德践履工夫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等问题上的分歧，成为他撰著《人谱》的直接诱因。蕺山始终重视个体自我的道德修养，主张在脚踏实地的道德实践中成就道德德性。他早年讲学，作酒色财气《四箴》;举办证人讲会，制定《证人社约》，对道德规范的严密设计，成为日后撰著《人谱》的思想渊导。《人谱》初稿与蕺山临终定稿，在内容上有较大差异，这能够从蕺山对是著“三易”的过程反映出来。其中，《人谱》前后稿本最为明显的区别是改定本有丰富的图示，而初稿则较少图示。蕺山因《人谱》撰著易学著作《读易图说》、《周易古文钞》等，发明易道，将易哲学思想与《人谱》的“心”学思想圆融，凸显了《人谱》的意义和价值。《人谱杂记》是蕺山未竞事业，由其子刘汋于蕺山殁后八年编纂完成。
第四章分析《人谱》的哲学逻辑结构。拙文以为，《人谱》正篇之《人极图》和《人极图说》集中展示了“心体论”哲学逻辑结构，从“本体论”视域证明人之为人的必然理据。《人极图》解构周敦颐《太极图》，将《太极图》之第二图“坎离图”拆解且左右互易，重新组合成“动而无动”图和“静而无静”图，修正了周敦颐的“太极”哲学范畴。《人极图说》以“太极”为“体”，但以其本质为“生生”。此“太极”之生生之意与“心之体”圆融和合，“心”之本质亦为“生生”。
《人极图说》中的“心”与“太极”、“善”与“阳动”、“性”与“阴静”、“五性”与“五行”、“万性”与“万化”、“迁善改过”与“其要无咎”一一对应互解，呈现出以“心”为“本”、以“迁善改过”为“工夫”的哲学演进逻辑。一，“太极”、“人极”与“心”圆融，构成“太极”→“人极”、“人极”→“太极”双向互动的关系，其本质即是彰显“心之体”的自生自在性。二，“阳动阴静”与“继善成性”圆融。“继之者善”是“道体”之微机，“成之者性”是“道体”之实体。所谓“道”，就是“生生不已”。“心”与“道”、“阴”与“阳”、“阴阳”与“乾坤”、“继善”与“成性”间的互动凸显了“心”之“虚性本体”意义。三，“五行”与“五性”圆融。蕺山以“五行”与“五伦”相通贯，并以之为“五性”，视之为“心”生生不已的自然效果，以此阐发“五伦”存在的合逻辑性和合道理性。四，“万化”与“万性”圆融。由“心”而透视万物，“万物”总不离“心”;“万物”内蕴“心”，故“万物”有“性”。“万物”之“性”虽各异，但终究为“一性”。“性”因“心”而名，“心”以“性”显。“心”生生不已，万事万物故能生生不已。五，“其要无咎”与“迁善改过”圆融。“心”生生不已而造化事事物物，故易知、简能。但“心”落实于人，人非皆承当、显明此“心”。人须“学”而成人，善于迁善改过，方为“尽人之学”。
第五章分析《人谱》的工夫论。拙文以为，《人谱》在构设“人是什么”的可能世界的同时，亦阐论了“如何为人”的意义世界，这就是《人谱》的工夫论。意义世界之中，善恶杂陈。恶始于“过”，但“本心”无“过”。“过”是“本心”之遮蔽。《人谱》将“过”划分为六个层面，即“独知”主之之“微过”、“七情”主之之“隐过”、“九容”主之之“显过”、“五伦”主之之“大过”、“百行”主之之“丛过”和成过之“恶”。每一“过”都是对“本心”之被障蔽状态的描述。“过”具有不同表象。有“过”不改，便是“恶”。
有过务必改，改过有工夫步骤:针对妄惑微过，则“静坐悟心、读书明心”:针对七情隐过，则须“当下廓清、知几葆任”;针对九容显过，则要时时“知礼成性、变化气质”:针对五伦大过，则应“随分体当、践履敦笃”;针对百行丛过，则要“反身而诚、应事接物”;针对成过之恶，则应“克念始终、迁善改过”。
改过工夫既是客观的可操作步骤，又内涵以“一体圆融、和合无碍”为特征的工夫哲学，即“即存养即省察，动静一几”、“即隐微即显发，中和一性”、“即知即改，知行合一”、“即本体即工夫，工夫与本体合一”。《人谱》之工夫哲学绝非空言玄谈，而是落实于“主体自我”的道德践行之上，在人心“本心”提挈下，见善思迁、去恶之善，“始于有善，终于无不善”，既阐扬了“自我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又强调了道德践行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蕺山“皦皦完人”的精神境界进一步彰显了“改过工夫”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第六章分析刘宗周的易学哲学。蕺山秉承《人谱》“本心之学”而来，撰著易学著作，发明易道，彰显出“即心即易，心易圆融”的“心易”哲学思想。一方面，“以心解易，即心是易”。一,《河图》《洛书》为圣人作易、训道之所由。其一，圣人因《河图》而作《易》，训天道;其二，圣人因《洛书》而叙畴，训地道。二，圣人作卦，易中有心。其一，易道居于圣人之一心;其二，圣人善学天地，《易》为其阶;其三，圣人画卦，以类万物之情。另一方面，“易以明心”。一，“人心妙有，生生不已”。所谓“人心妙有”即是“无极而太极”，是谓“生生”之“象”。二，“先天后天，中和一体”。阴阳“顺逆相生”，天道与地道统合，“先天”与“后天”打合。由“先天后天”之“妙合无间、一体两分”可推知“四德”与“四气”是“中和一体”。三，“易为君子谋，我心自治”。君子“尊心以神”，从而知微知彰;君子“以变为要”，故能迁善改过。
第七章为余论，透过《人谱》哲学思想研究的感悟与体贴，为刘宗周哲学思想理性地定性和定位。拙文认为，蕺山哲学具有思想创新，昭示了宋明理学未来转向的三个向度，即由“一元本体”向“生生道体”转变、由“二分思维”向“圆融思维”转变、从“体、用、文”分途到“德性闻见本无二知”转变。但是，因时代人文语境、核心话题和诠释文本未变，蕺山哲学依然是“接着”宋明理学讲，未跳出理学道统，故可看作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扭结”。
《刘蕺山<人谱>的哲学思想》一文系统地阐论了以《人谱》为切入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梳理了《人谱》的撰著历程，分析了《人谱》的“心体论”、“工夫论”及因是著而建构的易学哲学思想，并给以蕺山哲学理性定位和定性。统而言之，《人谱》不单纯是一本“书”，更是做人之方，是“完人境界”的开显，在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第一章是在综述刘宗周哲学思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阐论以《人谱》为刘蕺山哲学思想研究切入点的原因和意义，并提出论文的研究方法。拙文以为，《人谱》是刘蕺山平生最为重要的著作，原因在于:一，《人谱》是刘蕺山对阳明后学躐等之弊做出哲学回应的最集中、最深刻的体现;二，一向不重名利的刘蕺山允许弟子在他生前出版《人谱》，显见《人谱》在蕺山心目中的地位;三，蕺山视《人谱》为家训，要将之永世传沿;四，蕺山弟子于《人谱》分歧最少，且对是著皆有较高评价，可知他们对《人谱》之思想的确定性和重要性的认同。
以《人谱》为刘宗周哲学思想研究的切入点，其意义有三:一，再现刘蕺山前后期的思想演变轨迹;二，再现蕺山心学与易学之关系;三，概括、总结蕺山哲学在宋明理学史和明末清初儒学变迁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拙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为“四位一体”法，即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统一、时间发展与空间拓展相统一、文本与话题相统一、主动创造性与客观逻辑性相统一的方法。
第二章阐论刘宗周学思历程的基本特征。蕺山的学思历程体现出“多变性”、“醇儒性”和“自得性”，皆落脚于《人谱》。蕺山为学三变，“始从主敬入、中年专用慎独、晚年归本诚意”，三者皆为“工夫”，其本质是要“立大本”，即挺立“心”体。而这个“心体”就是《人谱》之《人极图说》之“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所倡论的“心”。蕺山于阳明学凡三变，“始疑、中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与他对“心”学的理解密切相关。蕺山在“心”学框架内讨论阳明学并给以合理定位，终究不以其为“禅学”，但对阳明后学“道德自然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则严厉批评。哲学观点、为学方向上的思想差异，是蕺山撰著《人谱》的必要条件。
蕺山为学虽“变”，但其“醇儒性”始终未变。首先，他“严辨儒释”，“己之儒、释不可不辨，人之儒、释可姑置之不问”，坚持儒学价值方向，与持有“禅学化儒学”观点的士子论辩，倡明儒学。《人谱》正是这一论辩的直接效果。其次，蕺山赋性谨严、为人精粹，以醇儒者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被后人誉为“皦皦完人”。《人谱》可视为他道德精神的显露。再次，面对明末西学东渐之事实，蕺山力辟西学，“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西方文化不能于中国有所裨益，几滑入“文化保守主义”之泥淖。这与《人谱》“严格道德主义”休戚相关。
蕺山传承和发扬宋明儒的“自得”之学，主张“学以自得”，“无所得，故名自得”，不仅在“自得”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上有心得体会，而且的确实现了哲学创新，“发先儒之所未发”，确立了自己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大儒地位。《人谱》正是他哲学创新的最好证明。
第三章梳理《人谱》撰著历程。《人谱》之撰著非一蹴而就。是著“凡三易稿”，有初撰、修改和定稿的历程。同时，《人谱》之完成，既有直接诱因，又有思想渊导，是蕺山学问思辨的结晶。《人谱》之自序表明，是书因明末学儒之士袁了凡著“杂禅化”的道德劝善书——《功过格》而撰。蕺山与“禅学化儒学”对道德修养之本质、道德践履工夫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等问题上的分歧，成为他撰著《人谱》的直接诱因。蕺山始终重视个体自我的道德修养，主张在脚踏实地的道德实践中成就道德德性。他早年讲学，作酒色财气《四箴》;举办证人讲会，制定《证人社约》，对道德规范的严密设计，成为日后撰著《人谱》的思想渊导。《人谱》初稿与蕺山临终定稿，在内容上有较大差异，这能够从蕺山对是著“三易”的过程反映出来。其中，《人谱》前后稿本最为明显的区别是改定本有丰富的图示，而初稿则较少图示。蕺山因《人谱》撰著易学著作《读易图说》、《周易古文钞》等，发明易道，将易哲学思想与《人谱》的“心”学思想圆融，凸显了《人谱》的意义和价值。《人谱杂记》是蕺山未竞事业，由其子刘汋于蕺山殁后八年编纂完成。
第四章分析《人谱》的哲学逻辑结构。拙文以为，《人谱》正篇之《人极图》和《人极图说》集中展示了“心体论”哲学逻辑结构，从“本体论”视域证明人之为人的必然理据。《人极图》解构周敦颐《太极图》，将《太极图》之第二图“坎离图”拆解且左右互易，重新组合成“动而无动”图和“静而无静”图，修正了周敦颐的“太极”哲学范畴。《人极图说》以“太极”为“体”，但以其本质为“生生”。此“太极”之生生之意与“心之体”圆融和合，“心”之本质亦为“生生”。
《人极图说》中的“心”与“太极”、“善”与“阳动”、“性”与“阴静”、“五性”与“五行”、“万性”与“万化”、“迁善改过”与“其要无咎”一一对应互解，呈现出以“心”为“本”、以“迁善改过”为“工夫”的哲学演进逻辑。一，“太极”、“人极”与“心”圆融，构成“太极”→“人极”、“人极”→“太极”双向互动的关系，其本质即是彰显“心之体”的自生自在性。二，“阳动阴静”与“继善成性”圆融。“继之者善”是“道体”之微机，“成之者性”是“道体”之实体。所谓“道”，就是“生生不已”。“心”与“道”、“阴”与“阳”、“阴阳”与“乾坤”、“继善”与“成性”间的互动凸显了“心”之“虚性本体”意义。三，“五行”与“五性”圆融。蕺山以“五行”与“五伦”相通贯，并以之为“五性”，视之为“心”生生不已的自然效果，以此阐发“五伦”存在的合逻辑性和合道理性。四，“万化”与“万性”圆融。由“心”而透视万物，“万物”总不离“心”;“万物”内蕴“心”，故“万物”有“性”。“万物”之“性”虽各异，但终究为“一性”。“性”因“心”而名，“心”以“性”显。“心”生生不已，万事万物故能生生不已。五，“其要无咎”与“迁善改过”圆融。“心”生生不已而造化事事物物，故易知、简能。但“心”落实于人，人非皆承当、显明此“心”。人须“学”而成人，善于迁善改过，方为“尽人之学”。
第五章分析《人谱》的工夫论。拙文以为，《人谱》在构设“人是什么”的可能世界的同时，亦阐论了“如何为人”的意义世界，这就是《人谱》的工夫论。意义世界之中，善恶杂陈。恶始于“过”，但“本心”无“过”。“过”是“本心”之遮蔽。《人谱》将“过”划分为六个层面，即“独知”主之之“微过”、“七情”主之之“隐过”、“九容”主之之“显过”、“五伦”主之之“大过”、“百行”主之之“丛过”和成过之“恶”。每一“过”都是对“本心”之被障蔽状态的描述。“过”具有不同表象。有“过”不改，便是“恶”。
有过务必改，改过有工夫步骤:针对妄惑微过，则“静坐悟心、读书明心”:针对七情隐过，则须“当下廓清、知几葆任”;针对九容显过，则要时时“知礼成性、变化气质”:针对五伦大过，则应“随分体当、践履敦笃”;针对百行丛过，则要“反身而诚、应事接物”;针对成过之恶，则应“克念始终、迁善改过”。
改过工夫既是客观的可操作步骤，又内涵以“一体圆融、和合无碍”为特征的工夫哲学，即“即存养即省察，动静一几”、“即隐微即显发，中和一性”、“即知即改，知行合一”、“即本体即工夫，工夫与本体合一”。《人谱》之工夫哲学绝非空言玄谈，而是落实于“主体自我”的道德践行之上，在人心“本心”提挈下，见善思迁、去恶之善，“始于有善，终于无不善”，既阐扬了“自我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又强调了道德践行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蕺山“皦皦完人”的精神境界进一步彰显了“改过工夫”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第六章分析刘宗周的易学哲学。蕺山秉承《人谱》“本心之学”而来，撰著易学著作，发明易道，彰显出“即心即易，心易圆融”的“心易”哲学思想。一方面，“以心解易，即心是易”。一,《河图》《洛书》为圣人作易、训道之所由。其一，圣人因《河图》而作《易》，训天道;其二，圣人因《洛书》而叙畴，训地道。二，圣人作卦，易中有心。其一，易道居于圣人之一心;其二，圣人善学天地，《易》为其阶;其三，圣人画卦，以类万物之情。另一方面，“易以明心”。一，“人心妙有，生生不已”。所谓“人心妙有”即是“无极而太极”，是谓“生生”之“象”。二，“先天后天，中和一体”。阴阳“顺逆相生”，天道与地道统合，“先天”与“后天”打合。由“先天后天”之“妙合无间、一体两分”可推知“四德”与“四气”是“中和一体”。三，“易为君子谋，我心自治”。君子“尊心以神”，从而知微知彰;君子“以变为要”，故能迁善改过。
第七章为余论，透过《人谱》哲学思想研究的感悟与体贴，为刘宗周哲学思想理性地定性和定位。拙文认为，蕺山哲学具有思想创新，昭示了宋明理学未来转向的三个向度，即由“一元本体”向“生生道体”转变、由“二分思维”向“圆融思维”转变、从“体、用、文”分途到“德性闻见本无二知”转变。但是，因时代人文语境、核心话题和诠释文本未变，蕺山哲学依然是“接着”宋明理学讲，未跳出理学道统，故可看作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扭结”。
《刘蕺山<人谱>的哲学思想》一文系统地阐论了以《人谱》为切入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梳理了《人谱》的撰著历程，分析了《人谱》的“心体论”、“工夫论”及因是著而建构的易学哲学思想，并给以蕺山哲学理性定位和定性。统而言之，《人谱》不单纯是一本“书”，更是做人之方，是“完人境界”的开显，在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