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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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第18条和19条确立了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然而因该规定出台时法院就该类案件积累的实践经验不足，亦未依照其所借鉴的美国证券法经验进行及时的更新，致使其在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产生诸多困境。其中第18条划定了严格的因果关系认定区间，忽视了实践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将诸多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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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第18条和19条确立了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然而因该规定出台时法院就该类案件积累的实践经验不足，亦未依照其所借鉴的美国证券法经验进行及时的更新，致使其在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产生诸多困境。其中第18条划定了严格的因果关系认定区间，忽视了实践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将诸多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排除在外;同时第19条列举的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由对被告而言实操价值有限，使得被告无法有效地提出抗辩。为解决该等困境，本文通过对美国证券欺诈双重因果关系理论的内涵及发展动态的比较法研究，获得对我国虚假陈述案件实务的有益启示，围绕《若干规定》从解释论的角度重新梳理虚假陈述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即首先应当明确区分虚假陈述因果关系中的交易因果关系及损失因果关系。交易因果关系项下，我国《若干规定》第18条第2项实质应为“可反驳的信赖推定”，原告可通过直接证据证明交易因果关系的存在，被告可从两方面举证推翻该推定:虚假陈述未影响该证券的市场价格:及投资者的证券交易事实上并没有信赖虚假陈述。损失因果关系项下，我国应继续采纳事后观点，但应当允许原告在特殊情况下(如在揭露日前因虚假陈述信息、泄露原告出于及时止损的目的抛售或虚假陈述行为人通过故意操纵揭露或更正的时间及内容规避责任)采用事前观点证明损失因果关系;此外，在认定损失因果关系时，应将非虚假陈述因素予以排除，因而法院对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的认定不应过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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