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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注晚清时期甲午战争以前旅居日本的中国人的竹枝词创作。竹枝词是这一时期旅日文学作品的两种主要形式之一,相比纪实性和功利性更强一些的游记创作,竹枝词创作的文学色彩更强,适合进行文学批评和相关研究。
本文首先指出,现有的对文学中的异国观和异国形象的研究存在盲目轻信文本的问题。这种研究将作品视作对彼时实际情景的直接表现,致使研究陷入读后感式的写法。作为对其反思的具体实践,本文分两部分进行论述。
首先分析的是各个核心作品对于日本观照的总体情况。何如璋在《使东杂咏》带着大汉钦差的自我想象和轻日思想,以天朝上国的姿态俯视日本--汉风所被的边远之地；张斯桂的《使东诗录》对于明治初期的日本风俗民情有所关注,对于东京民风和商店器物的描写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经历了初刻和定稿两个阶段,在竹枝词中加入的大量注释暗示了黄遵宪诗歌中所要强烈表达的意见,同时谋篇布局等方面也体现了其创作过程中的学者意识；对于四明浮槎客的《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作者对于时代问题的敏锐认识,虽然艺术水平不高,但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文集中分析了《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在关注商业事件的背后所表现的晚清华商在日本经济地位下降所带来的焦虑感,以及其日本女性特别是妓女的形象如何成为晚清中国民族主义萌芽在文学作品中的暧昧表现。
在概述各个作品之日本形象的基础上,文章重点阐释晚清甲午以前旅日竹枝词创作在表现日本形象之总体上的两极取向,主要可以抽象为“传统=中国”和“变革=西方”两个方面。认为晚清旅日的中国官绅在实际表现日本的过程中,趋向于理想化日本的传统形象。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支配下,日本民间的风俗即使是通过变形的方式,也要被理解为受到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对于民间陋习和观念制度进行的变革,则由于背弃了古圣先贤的传统而遭到批评。明治维新正在进行的变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被简单地理解为“学步西法”,而加以批评。日本社会变革中的各个方面,都要追溯西方的影响,日本所进行的选择性吸收则被完全忽视。进而本文总结以为晚清甲午以前旅日竹枝词中对日本进行观照的方式是对清代以前古代文学的发展,一方面古代文学中的同类的日本形象成为观照日本的理想化的心理背景。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形象成为观照近代日本的主要参照,是为传统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最后的绝晌。
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和不同作品间的交叉对比,利用了若干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对文本进行解读,不以文学水平高下摒弃史料价值分析。意图通过对于特定时代文学文本的综合分析,提炼对于国人时代认识之进步和局限的分析。同时通过相互参照,相信对于个体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够提供新的视角,进而减少见木不见林的误读和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