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殊情况下子女赡养义务减免制度研究

• 作 者: 王茂
• 出 处: 王茂
• 发表日期: 2020年01期

纵观我国法制史,不难发现,“孝”历来都极受重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国现行立法对赡养义务绝对性的规定自然就不难理解了。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父母无正当理由不抚养子女,甚至父母对子女实施虐待、遗弃、故意杀害、强奸等不法侵害行为的案件通过媒体或自媒体平台曝光出来,社会公众和部分学者在思考此现象原因时也开始质疑现行立法中赡养义务绝对性的合理性,认为赡养义务绝对性是造成此种现象频发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司法实践中,法官出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部分父母遗弃、虐待、或对子女实施不法侵害后仍要求子女承担赡养义务的案件中突破了赡养义务绝对性的规定,即在特殊情况下对子女的赡养义务进行了减轻或免除。这种司法实践中对于赡养义务绝对性的突破与我们的立法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在自媒体井喷式发展的今天是不容忽视的,它对法律的权威有着极强的破坏力。与此同时,国内鲜有学者对于赡养义务绝对性及与之密切相观的赡养义务减免问题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此,对于赡养义务绝对性及赡养义务减免制度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对赡养义务减免制度进行了研究,通过文献的查阅,案例的分析,本文针对赡养义务绝对性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赡养义务绝对性与传统“父慈子孝”理论相矛盾。赡养义务绝对性强调绝对的“子孝”,而不考虑“父慈”即在父母存在虐待、遗弃或对子女实施故意杀害、强奸等不法侵害时仍要求子女的赡养义务不得减免,这显然与传统“父慈子孝”理论相违背。其次,赡养义务绝对性也与公平正义原则相违背,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最后,赡养义务绝对性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综上,赡养义务绝对性的立法规定有其缺陷,而与之相对应的赡养义务减免制度则有其存在的必要。赡养义务减免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根本立足点应该是赡养义务的来源理论。在笔者看来,赡养义务的根本来源是“养”而非“生”,即赡养义务来源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监护等履行抚养义务的行为,而不是来源于子女的出生或所谓的特定的身份关系。形成这一观点的理由有二,首先,“人生而自由”,自由也是法律所追求的基础价值之一,但如果赡养义务的来源是出生的话,那就意味着在一个人一出生的时候就为其设定了需要强制履行的积极性的义务,这显然与自由的价值相违背。其次,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都在立法中明确收养行为具有拟制血亲的效果即养父母有权要求收养的子女履行抚养义务以及养子女与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产生而消除的法律规定。这一法律规定的深层逻辑也与赡养义务来源于抚养、教育等履行抚养义务的行为相统一,因为,收养行为本身与出生并不类似,但收养后的抚养行为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则具有相同的效果,基于上述两点,笔者认为赡养义务来源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监护等履行抚养义务的行为。除此之外,维护子女合法权利、倡导新型亲子关系,追求公平正义原则及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观念的融合也都迫切需要构建赡养义务减免制度。因此,在论文的最后,笔者在借鉴域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的前提下从程序,实体以及与其他制度的衔接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以此推动我国赡养义务减免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尽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