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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男性和女性在语言的使用方面存在着差异。在研究性别和语言的关系方面，早在1922年，Jespersen就在其著作中阐述了两性在词汇使用和句子构成等方面的差异。此后，学者们大多从语音、语调、词汇、语法等语言内部结构方面考察两性语言的差异。早期以研究特定的社会团体中的男女语音差异为核心的Labov、Fischer、Trudgill等语言学家普遍发现，在特定的社会团体中，两性的发音确有不同之处。此外，Brend从语调方面，Wolfram、Cheshire、Milroys等从语法方面对比分析了两性的语言使用，发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女性比男性更加标准。语言学家们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认为女性在语言的使用上追求标准与正确，向往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以摆脱从属于男性的地位。Dubois、Crouch、Cameron、McAlinden、De Haan等学者发现，女性经常使用模糊语和反义疑问句来减弱对某事的主张和肯定程度，因为她们期望与对方建立友好的同盟关系，营造和谐的交际氛围。从心理上讲，这种交际模式体现了女性在社会中缺乏安全感。
语言学家们近年来对社会交往中话语状况的考察表明，总体来看，男性在言语交谈中表现出竞争的交际风格，而女性多采用合作型的交际策略。女性的话题偏向时尚和人际关系；男性很少谈论自己，对政治、体育、战争等话题更感兴趣。Tannen认为，女性在语言上注重“关系”，而男性注重“地位”；男性往往是话题的控制者，女性是话题的配合者。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发现基础上，以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合作原则以及Leech的礼貌原则为理论框架，通过对改编电影剧本《飘》(1939)中瑞德和斯嘉丽之间的39段对话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语料分析，力图发现在会话中两性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运用和对语用原则各准则的遵守与违反方面存在的差异，并尝试对发现的差异进行解释。
在具体的语料分析中，作者对所选取的39段对话中出现的间接言语行为、祈使句、带有礼貌标记的祈使句以及遵守/违反语用准则的语句做了数字统计，并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27段会话做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发现性别差异在语言使用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
数据显示，在全部的63个表示间接言语行为的句子中，37个来自于斯嘉丽（女），占总数的59％；26个来自于瑞德（男），占总数的41%。由此可以看出，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间接或含蓄的方式来实施指示类言语行为。她们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达到请求的目的，还在于要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从合作原则的角度来看，在跨性别交际中男性表现出竞争型的交际风格，而女性属于合作型，大多能够遵守合作原则，充分回答对方的提问。反观男性，在交际中倾向于违反数量准则，要么控制话题，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应答含糊。而且男性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话题，很少考虑话题关联与否，因此常常违反关系准则。而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遵守关联准则。在所摘取的39段跨性别会话语料中，男女两性在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和关系准则运用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而在质量准则和方式准则方面的差异不明显。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前人的研究表明，在多数情况下女性比男性更加遵守质量准则和方式准则，因此更加合作。但是对现有语料的分析显示，斯嘉丽和瑞德的话语都基本上遵守了这两个准则，因此似乎不能就此判断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加遵守或违反这两个准则。所以本论对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准则和方式准则没有做进一步的实例分析。
从礼貌原则的角度来看，本研究发现，女性话语大多语气婉转，较少使用祈使句；而相比之下，男性话语则语气直接、更多使用下达命令的祈使句。由此可见，女性比男性更加遵守策略准则和宽宏准则。语料中共出现112句祈使句，其中76句来自于瑞德，是斯嘉丽所用祈使句的两倍多。不仅如此，斯嘉丽所使用的36句祈使句中有9句（占1／4）带有礼貌标志语“please”，而瑞德的却只有两句带有该标志（仅占1／38）。可见在交际中女性更加谦虚有礼，更多赞扬别人。所以，女性更遵守赞扬准则和谦虚准则。
前人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通常附和或支持对方观点，与对方保持一致；而男性则喜欢提出批评意见，以显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但是本文的实例考查并没有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赞同准则的遵守与违反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换言之，双方在特定的语境下都有违反赞同准则的现象出现。女性在谈到情感时喜欢与人分享，也经常对别人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而男性则有较强的控制能力，总是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同情对方。由此可见女性比男性更能够遵守同情准则。
针对上述发现，作者尝试从权势和支配理论以及亚文化两个方面探究跨性别言语交际中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希望可以帮助语言使用者更好地了解这些差异，最大限度地减少交际中因性别差异带来的误会与冲突，进而保证跨性别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必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生变化。当今社会，女性地位已经得到较大的提升，性别歧视现象也比以往有所减少，但是不可否认，两性在思维、心理以及语言使用等诸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差异。因此，从语用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性别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本项研究的意义之所在。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加之研究条件的限制，本项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希望将来能够对这一课题做更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