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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离不开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土壤。清朝法律史在中国传统和近代法律的递嬗历程中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不同于学界已经深入探讨的清末修律改制问题，本文主要选择乾隆的省级司法职能作为切入点。主要原因有二：乾隆朝是清代法制的成熟和定型阶段，更能体现有清一代刑名司法的普遍特点与状态；省级司法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层级，相对于对州县和中央司法的大量研究，研究成果相对薄弱。
本文的主要思路是：基于地方司法职能的广义范畴，以乾隆朝省级司法的主体——督抚两司(尤其是督抚)为主线，运用动态运行的研究方法，在地方行政的宏观范畴和君臣关系的政治过程这两种理念下，依次阐发他们与地方命盗案件、自理词讼的关联，继之剖析监狱内外地方督抚和乾隆皇帝的政治关系。以上各章的结论，主要落脚于外省督抚和乾隆皇帝之关系在动态政治过程中的复杂维度，亦即并非单纯的君上乾纲独断，而是君臣双方的相互作用。其间虽然以乾隆皇帝为主导，但督抚群体有自己的种种规避和应付的艺术(虚词惶恐的回避、众口一词的否认、不了了之的结果等等)，共同推动事件的深入发展。面对多数督抚的种种日常行为惯性，乾隆皇帝虽深刻洞悉，然在反复叮嘱、敲打和申饬之余，亦不免有些许怅然和无奈。另外，本文兼及抚司们在司法实践中立足地方行政现实因时、因地制宜灵活行事，谋求解决之道的经世特征。
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余论共六部分。其中绪论介绍了研究对象、意义、现状、方法、重点、创新之处以及相关史料。
第一章《清代司法机构概述和地方审级的划分》，首先介绍清朝的司法机构及其权限。在述及有清一代众多独具特色的中央司法机构后，重点阐发直省一级的司法主体，包括总督巡抚、提督学政、藩臬两司和提督总兵等员。第三节地方审级划分的再思考是本章的重点。地方审级划分是整个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笔者在大量一手文献的基础上，从地方行政的宏观范畴和司法实践的动态运行角度展开了深入探讨，提出清代地方审级划分不是绝对的静态概念，而是在地方行政过程中动态调整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只有综合理解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清代地方审级划分的实际状况。同时在“变”(动态调整性)与“不变”(相对稳定性)的逻辑背后，又充分体现了人(主要是督抚司道)的主体性地位。而且由于他们的职位不同，处理地方审级问题的立场又略有区别。以上两点，对于制度史研究的两点基本原则(注重制度规定的动态运行和人的主体作用)，或许也是某种基于实证角度的深化。而且地方审级调整过程中，抚司等人不断适应地方行政现实的需要，因时、因地制宜灵活行事，也彰显出关照现实的经世特征。
第二章《抚司对小民越讼与州县积案的态度和作为》，意在从行政角度，沟通作为省级司法主体的督抚两司与州县自理词讼的关联，包括他们对小民越讼的态度和对州县积案弊政的应对解决之道。因为清代督抚两司与自理词讼的整体关系是间接的，这里主要是从地方行政的宏观视野具体讨论两类问题：其一，剖析藩臬两司在处理小民大量越讼过程中的复杂态度，而不单纯是反对越讼的静态结论。一方面他们对小民扰乱司法和行政程序越讼明确反感，另一方面又对州县官员因循迟延以致大量积案深刻洞悉。只是由于反感的一面大于洞悉，最后表现为对越讼的少有受理和严厉申饬。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结果出发，否认过程的复杂性。其二，重点讨论督抚对州县大量积案问题的应对解决之道。虽然督抚不直接受理民词，按察使也只处理督抚两司等衙门的少量自理词讼，但州县自理词讼拖延堆积又是督抚面对的普遍司法难题，解决这一问题是必须履行的行政职责，由此提炼督抚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甚至寻求正本清源之道的内在经世特征。而且抚司因职位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略有差异。两司多主张直接加强自理循环簿册的监管，显示出就事论事的技术性特点。相比之下，督抚更强调人的主体性作用。
第三章《行政实践和君臣关系视角下的地方秋审》，旨在描述抚司与命盗案件的关联，重点选取因命盗重案而被判处斩绞监候的秋审案件作为研究对象。主体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选取五个节点关注在地方行政的宏观范畴下，乾隆年间省级秋审的具体实践，包括具体花费及其资金来源，抚司在会审时间调整上的立场差异，他们对州县秋审人犯如何解省的实践及其对刑部定例的重要推动作用，等等。它们共同体现了抚司在地方司法实践中，基于行政大局和本省需要，因地制宜不断建议调整司法定例的经世特征。第二，也是占用大量篇幅的重点内容。通过详列大量秋审谕旨，剖析乾隆阜帝连年发布大量秋审谕旨的要害(下而震慑百姓，中而整饬吏治，上而恩自上出)和督抚回应的要害(首先需要认错和其次怎么认错)，意在展现政治过程中复杂而微妙的乾隆君臣关系。乾隆皇帝几乎每年用心良苦发布大量申饬外省督抚宽纵姑息的秋审谕旨，其中自有他的种种深意，但外省督抚们在卑顺文字背后多是软性抵抗行为(虚词惶恐下的回避)。其行为背后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对乾隆皇帝用心和行为习惯的洞悉。结果，使乾隆的苦心和行为效果大打折扣。正是这种政治过程中双方力量的相互作用，从整体上表现出乾隆和督扰政治关系的复杂维度：并非全然乾纲独断的静态结论，更多是君臣互动的政治过程。其间虽以乾隆为主导，但面对多数督抚连年的集体行为惯性，在再三申饬之余，多少也有些无奈。
在命盗和词讼之后，本文最后转向抚司与监狱的关联，因为它们涉及的犯证多在监狱锁禁或暂时羁押。这里，第四章《监狱内外的乾隆君臣政治关系》重点剖析监狱内外乾隆皇帝和外省督抚之间的君臣政治关系，也是本文的重点内容。本章努力以外省督抚为主体，以监毙(重囚在监死亡)、班房(非正式监狱)和越狱等三类司法事件为中介，展现动态政治过程中，督抚和乾隆皇帝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而微妙的君臣关系。比如透过督抚们对监毙和班房的例行奏报，在封疆大吏们集体否认存有情弊→乾隆质疑→督抚继续否认→乾隆整饬→督抚一仍其旧的动态画面中，乾隆朝君臣之间的复杂而微妙关系逐渐凸显：虽以君上为主导，但同时又是君臣之间行为与反行为、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推动，而非全然的君上专制独断。其中乾隆的一些强势整饬，诚然是君权无上的直接表现，多少也是对督抚顽固的集体行为的被动应对，整饬过后的故智复萌更让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多少有些惆怅。相对于奏报监毙和班房的日常性，越狱脱逃则是突发的重大事件，通过捉拿逃犯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进一步刻画了乾隆和督抚之间君臣关系的状态：乾隆是主导，严厉而急切利用大案要案整饬外省地方吏治，督扰则往往以日常的行政方式应对，乾隆则不断批评他们姑息怠玩，但时间却将“要案”逐渐融化消弭，事情常常不了了之。乾隆朝晚期山东和两江的反狱事件即是典型例证。
然而，第四章最后的捐赎类事件，尤其是江苏朱聃捐赎案的轩然大波和其间乾隆连续的强势行动和主导地位，则又从另一角度提醒我们，需要冷静看待乾隆皇帝和外省督抚政治关系的全面内涵。虽然有诸多类别的司法案件表明君臣之间关系的复杂与微妙状态，但也不能绝对化而矫枉过正，毕竟乾隆的主导作用仍是必须正视和强调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关系君臣权力界限的问题中更是如此。而这种对乾隆君臣关系的部分冷静回归，不是倒退到原点，更像认识论上的螺旋上升。
余论主要是针对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而先期进行的解释和说明，同时也是对文章内容的总结和延伸。内容涉及司法、行政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乾隆朝君臣民不同的行为策略和意识策略，还有对乾隆朝督抚经世特征和乾隆皇帝本人垂意刑名的理解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