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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由满族入关后联合汉族及蒙藏等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不仅统治着广大的汉族地区，也统治着各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它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形态大致可分为:与内地相同的州县制，满族及东北少数民族的八旗制，蒙古地区的盟旗制，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伯克制（伯克制在1884年新疆设省后取消，改为州县制），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西南及部分西北少数民族的土司制等等，可谓名符其实的“一国多制”。然而，自19世纪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以来，这种多元体制就面临严重的挑战，满、蒙、回、藏等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更有被西方列强不断渗透、蚕食的危险。于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清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1884年清政府把新疆建置为第十九个行省，1885年设置了台湾行省，1907年又设置东三省。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有效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孙中山、袁世凯曾多次宣布中华民国是“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的五族共和国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又采取了建置特别区域或行省的方式来加强对这些边疆地区的控制。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设置了绥远省、察哈尔省，1929年设置了热河省、青海省、宁夏省，1939年设置了西康省。本文即以西康建省为个案，具体探讨近代中国在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如何整合以前的“内藩”与土司领地以团聚新的国家认同，如何调整和适应新时代的民族关系，如何应对“少数民族”那种政治与宗教紧密相联的关系，如何应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与觊觎，中央权力又如何深入地方特别是边疆地区，以及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挑战，进而揭示近代中国国家整合过程中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先后将喜马拉雅山诸地区的西藏藩属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归于自己的保护之下，随即又发动两次侵藏战争，对清朝在西藏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为了抵御英国的侵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清政府开始在西藏推行新政和改革川边的土司制度。1906年，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地区大力进行改土归流;赵尔丰等人并积极筹划西康建省，虽然未获结果，但为日后西康建省奠定了基础。 民国成立后，川边的局势已和晚清有了极大的区别。首先是中央的势微甚至于国家的“四分五裂”，四川陷入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云南也曾深深卷入四川和川边的局势，中央与地方的不一致、不协调，使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力量对付可能的分裂势力。其次是川边地区的部分土司乘国内政局和四川政局混乱之机，并在西藏的怂恿之下，恢复了固有权势，且不时对抗川边地方当局。再次，英国等外国势力对民初中国的政治有着更直接的影响，对中国政局造成了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制约，特别是英国直接主导和策划了影响深远的“西姆拉会议”，又直接介入了“第二次康藏纠纷”。所有这些因素的互联互动，造成民初川边地区局势的持续混乱和复杂化，西康建省运动也因此遭到顿挫。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与此同时，川边地区的局势也有了新发展。刘文辉于1927年打败西康屯垦使刘成勋后，入主西康。随后南京国民政府确认了刘文辉在川康的地位，先后任命他为川康边防总指挥和四川省主席，使得西康基本结束了民初以来动荡和军阀争战的局面。然而，1930年又爆发了“第三次康藏纠纷”，并且扰攘长达十年才最终解决，对此后西康局势和汉藏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纠纷爆发之初，南京中央一度积极介入，以维护汉藏关系改善的良好势头。然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面对日本的强大侵略压力，面对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南京中央不得不暂时停止介入康藏纠纷，交由地方势力刘文辉来处理善后，以避免在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也“不抵抗”的舆论压力。虽然如此，南京中央却又于此时扶持蒙藏委员会委员、出身西康的格桑泽仁以“国民党西康党务特派员”的身份前往西康活动。格桑泽仁随即打着“康人治康”的旗号，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并控制了一些县份，一度给刘文辉在西康的统治造成了困扰。然而，格桑泽仁最终未能在西康立足，这标志着南京中央在康区建立自己亲信势力的行动首次失败。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西康地区，并建立了少数民族苏维埃政权，给川康当局在当地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也刺激刘文辉等西康主政者不得不相应地调整其民族政策，更多地落实“民族平等”的理念。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强力介入了西康的局势发展。蒋介石曾数月驻节四川，亲自督促川康军阀进剿红军，也利用班禅喇嘛、诺那呼图克图等藏传佛教领袖和高僧在康区抵抗红军，并建立亲中央势力。同时，为了稳住刚刚从四川败退的刘文辉，给他找一个新的立足点，国民政府成立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任命刘文辉为建省委员会委员长，积极筹备建省。这样做也可以使刘文辉在西康立稳足之后，又成为刘湘的牵制力量，使得刘湘还须继续听命于中央。再者，西康筹备建省也是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需要，以更加稳固的政治统治来抵御红军在当地的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西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西康从以前的边疆地区一跃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受到举国上下的重视和关注，1939年西康正式建立行省，终于从土司制度过度到行省制度，行政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力度也大大增加，刘文辉等西康主政者的治康理念得到进一步落实;近在咫尺的中央政府也对西康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优惠，使得西康各项事业的发展得到更多的助力。与此同时，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大力经营，使得西康进一步融入国民政府的统治范围中，西康民众的“国家”意识也大大增强，西康地区的“国家”力量或“国家”标志也空前增多。国人对西康的观感随之改变。西康正稳步地由“边疆”变为“腹地”，也更进一步地融入了“国家”当中。 总之，西康改建行省是近代中国地方政制建置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近代中国国家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有利于加强中央对该地区的行政管理，有利于该地区经济、文教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汉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遏制和打击“藏独”分裂势力，粉碎今天依然存在的所谓“大藏区”的阴谋，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利于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历史时期，西康建省也有利于巩固抗战大后方基地。它为以后的边疆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对今天中国的国家整合和国家统一也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