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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术界习惯于将《沧浪诗话》视为宋诗学乃至整个中国诗学的最高成就与最高典范,将严羽视为一个沉迷于禅学境界与诗歌艺术本体研究的出类拔萃的诗歌理论家,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诗学批评史上的集大成式的人物,其实,假如我们遍读宋、元两代的诗话著作,对这一时期的诗学生态有一个全面而切实的了解,就会发现这些判断都是靠不住的,是对严羽及其诗学的误读。
现代人尽可以依据“读者反映”理论从理论范畴的视角来阐释《沧浪诗话》,将《沧浪诗话》中所涉及的一系列范畴、命题的发明权统统归属于严羽本人,不过,后人所阐释出来的严羽与历史上真实的严羽毕竟不能算一回事,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方能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过程作历史的、客观的描述,不至于在对中国诗学精神进行阐述的过程中陷入更深的误区。
在宋代后期以及整个元代,真正有利于诗道开拓的诗论家是刘克庄与刘辰翁。刘克庄是“《江湖诗集》派”的大老,在叶适、赵汝谈等人之后,主盟诗坛四十几年,对唐宋诗学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入思考,对于诗学拯救也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后村诗学”基本上可以代表有宋一代的诗学理论成就；而晚辈刘辰翁则后来居上,由宋代诗学文化观念中脱胎而出,开创了全新的诗学理论体系,培养起大批诗学后起之秀,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须溪诗学”竟然直接左右了中国近百年的诗学走向。
诗学评论大家钱钟书先生评价陆游的诗论说:“然其论诗文,好为大言。”又说:“放翁一时兴到,越世高谈,不独说诗。”而所谓的“好为大言”,“越世高谈”,恰好也可以用来描述豪纵不羁的江湖中人严羽的人格特征和论诗特点。总起来看,严羽的诗学从总体上看却并不具有原创性与开拓性,《沧浪诗话》所涉及的一系列诗学要点都是宋人尤其是南宋人的常谈,严羽的自得之处仅仅在于他的模拟盛唐格调论,正是由于这一点,“沧浪诗学”在宋末以及元代一直处在边缘化状态,始终未能成为主流诗学话语。
不过,由于《沧浪诗话》内部因素的浑融性与后人接受上的策略性,严羽不仅以其盛唐“格调”说深刻地影响了明代诗学,而且一直到清代,还有人在利用《沧浪诗话》一书所提供的诗学资源来标举“神韵”说。因此,要研究宋、元、明、清四朝诗学,严羽诗学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本文在基本研究方法上兼顾义理与考据。在某些历来被误解的问题上,本文尤其是加强了论证的实证性,当然,材料的丰富只是一个论证过程得以完成的基础,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关键还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玄思冥想的过程,使得这些材料活起来,发挥它们作为证据的功效。此外,无论多么重大的诗学问题,都必须从具体的“细节”入手,方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因而本文的论述,也必然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个体特征与时代思潮相印证的方法,事实上,对于严羽诗学的阐释,假如脱离了具体的文化政治环境与诗学背景,忽略了“知人论世”原则,那是不可能得其要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