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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然而，发展壮大后的民营经济，仍然面临着“市场准入限制、融资难”等许多问题，尤其是以四万亿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出台之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讨论“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声音。在这样的实践背景下，研究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是关于财政支出和民间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章首先研究财政支出总量与民间投资的实证关系。在回顾并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描述了文章使用的数据和计量模型，引入“国企改制”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并使用多种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定性检验。通过对1994-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本文发现财政支出总量的扩张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而且在稳定性检验中，所有回归都获得相似的结果。另一方面，本文的计量分析还证实了财政支出并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总而言之，如果仅仅扩大财政支出总量，既不能拉动民间投资，也不会产生所谓的挤出效应。 其次，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包括支出的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横向结构方面，从基本建设、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支出入手，探讨支出结构如何影响民间投资;纵向结构方面，主要研究财政分权（包括子项目分权）是否有利于促进民间投资。通过对1994-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本文发现:从结构上看，增加基本建设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会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而增加科教文卫和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几乎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影响。这说明:地方财政“重基本建设，轻科教文卫”的支出结构偏向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对财政分权的计量分析发现:虽然分权总体程度与民间投资正相关、统计上不显著，但提高基本建设支出的分权程度，却能促进民间投资。基本建设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把信息优势转化为效率优势。对财政分权的计量分析还发现:“小中央政府，大地方政府”的行政体系能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三，研究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效应是否存在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文章对比分析了1981-1993、1994-2005年这两个时间段的财政支出效应，发现在1981-1993年期间，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存在显著的拉动效应，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以及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个效应在1994之后大大减弱，在统计上不再显著。本文还把全国样本拆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子样本，计量分析表明财政支出效应存在地区差异。虽然从全国范围看，财政支出总量扩张无助于促进民间投资，但是分地区看，财政支出效应在中部最大，并且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东部次之，西部最小。 相比于国内相关研究，本文有如下创新之处:一是全面研究了财政支出总量对民间投资产生的效应。本文从模型选择、内生性问题、控制变量等方面，对已往相关研究在方法和数据上进行了扩展。二是全面研究了财政支出结构，尤其是财政分权与民间投资的关系。本文不仅研究了基本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等生产性支出对民间投资的影响，而且还研究了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支出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另外，本文还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民间投资的作用，目前没有任何实证研究涉及到这一问题。三是研究了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效应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虽然这两个差异在已往研究中常被提及，但相关实证研究关注更多的因变量是经济增长。而关于民间投资地区差异的研究则还停留在论述阶段。就所知，本文关于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效应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的计量分析，是关于此问题的第一个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