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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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日渐消失,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等一系列人口问题层出不穷。为应对人口问题,提高新生儿出生率,国家自2011年起连续调整生育政策,不断放宽生育限制,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低生育意愿已成现实。国内二孩生育意愿主流研究更看重育龄人群,且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西化取向较重,不管影响因素还是政策需求研究都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进行的,基本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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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日渐消失,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等一系列人口问题层出不穷。为应对人口问题,提高新生儿出生率,国家自2011年起连续调整生育政策,不断放宽生育限制,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低生育意愿已成现实。国内二孩生育意愿主流研究更看重育龄人群,且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西化取向较重,不管影响因素还是政策需求研究都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进行的,基本着眼点都在家庭这个基本单位上,而对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个体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聚焦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职业女性,在孩子成本—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两种生产理论视角,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俯瞰。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的生育需求依然巨大,鼓励女性生育二孩,但是当前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个人生育压力问题,从而导致家庭的生育需求日渐降低,生育作为人类再生产的手段,对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生育成本应当更多地由社会与家庭共同承担。本研究以山东省龙口市为研究个案（以下简称L市）,以实地调研的方式了解情况,资料搜集方式主要为半结构访谈、问卷调查。以L市172名20-49周岁的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并选取20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度访谈,重点从意愿生育数量、性别、时间和目的四个维度出发,采用描述统计等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合访谈资料,了解到当前51.6%的城镇育龄职业女性不打算生育二孩,育龄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偏低,在数量上,职业女性的平均期望子女数量为1.46个;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职业女性在孩子的性别结构上,更偏好儿女双全;在二孩生育时间间隔上,更倾向两个孩子相差3岁以上;在生育二孩的目的上,偏向于满足个人情感需求和家庭情感需求,相对于经济和养老支持而言,情感需求显得更为重要。城镇育龄职业女性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原因主要有七个,按照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顺序: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经济因素;第二,生育和养老观念转变;第三,个人身体素质层面因素;第四,工作因素;第五,生育保障因素;第六,家庭层面因素;第七,社会层面因素。针对这些原因产生的生育保障需求主要有:第一,经济补贴需求;第二,生育保险需求;第三,生育支持需求。城镇育龄职业女性不打算生育二孩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社会的生育需求与家庭的生育需求之间出现反向变化趋势的问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不高,根源在于生育成本分担问题未能妥善解决,也就是社会压力度与社会承受度的问题。当前选择生育二孩的家庭尤其是母亲需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生育二孩需要付出更多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而国家提供的各种生育保障支持只能缓解部分物质上的压力,减少母亲的直接成本支出,不能弥补育龄女性的间接成本损失,大部分的社会压力由家庭承担,家庭无法承受这种压力的最直观后果就是选择放弃生育。为了减轻育龄家庭的生育压力,分担育龄家庭尤其是育龄女性的育儿成本,必须全方位优化生育保障,笔者据此提出完善生育保障的政策建议:第一,倡导科学生育观念,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第二,推进社会化抚育,加大生育二孩福利津贴与税收优惠力度;第三,健全孕产妇身心健康照护制度;第四,加大女性的劳动权益保障力度;第五,完善育产假福利制度,提高父亲育儿参与度。借此找寻平衡二孩生育与妇女发展的社会政策路径,保障妇女生育权益,追求妇女解放,帮助育龄女性摆脱生育困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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