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动研究 ——以秭归和建始两县为例

• 作 者: 向阳
• 出 处: 华中农业大学
• 发表日期: 2020年01期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和框架,以湖北省秭归、建始两县下的7个镇中20个行政村的部分安置点作为调查区域,以秭归、建始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作为研究对象,利用5类生计资本禀赋的指标权重框架,观察和研究搬迁工程实施后,样本农户家庭的实际生计情况和生计资本的后续变动幅度。研究发现,搬迁后农户的生计资本出现增长,搬迁前后金融资本值提升幅度最大,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值也有一定的提升,但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值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具体变化情况如下:搬迁后,农户金融资本提升幅度最大,为115.38%。其中,主要因为搬迁农户的农业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融资渠道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收入渠道的扩宽和产业扶贫的实施,使农户的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较搬迁前都有所上升,低保和新农合等政策的完善,一系列财政扶持政策和强有力的金融信贷支持,为农户拓展了多样化的融资途径。搬迁后,农户物质资本提升幅度第二,为29.89%。其中,房屋结构、家畜存量、接受教育便捷程度、医疗服务便捷程度四个测量指标是物质资本增加最主要的原因。农户由土木和砖木结构为主的山区搬迁至生活条件改善和便捷地区的砖混结构房屋,政府配套了猪栏和园田、标准化卫生室,负责修建安置点相应的社区小学等教育和道路交通整治等项目,因此日常生活和生产条件有所改善;此外,部分农户逐渐拥有了多项耐用品和生产农具等固定资产,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物质资本水平。搬迁后,农户社会资本提升幅度第三,为4.65%。社会资本增加的原因在于,搬迁方式选用的是行政村内集中安置,“五通”工程打通水电路基础设施;统一建设和集中安置使农户能在更广阔和集中的安置点中,与工作队、帮扶干部之间的联系日渐亲密,日常交际范围也扩大至同村的公职人员,社会关系日渐丰富,有了话语权和被尊重感;搬迁农户所在的安置点水、电、绿化等基础设施完善,大都安装了太阳能、有线电视,获得网络通讯支持的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贡献了很大部分社会资本的增加值。搬迁后,农户人力资本下降幅度第二,为11.63%。说明虽然劳动力的数量和技能培训天数略有增长,但健康程度评分方面,搬迁户家中的留守老人身体的素质随时间推移逐渐变差;且安置点各类技能培训中存在农民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高、培训效果较差、缺乏后期反馈和实践等问题。搬迁后,农户自然资本下降幅度最大,为19.05%。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搬迁农户失去了部分耕田,林地面积有所增加;且水浇地或者坡度25°以上的耕地性质和部分区域遭受的干旱等灾害导致土壤质量和数量状况不佳,但搬迁后灌溉水源得以保障,耕地用水条件改善,土壤质量略微提升。依据农户不同生计资本的逐项分析和整体分析,可以发现秭归、建始两县农户在经历易地扶贫搬迁后,整体生计资本状况有所改善,生计资本数值从原先的的0.40变为0.46,搬迁后出现了0.06的增量、15%的提升幅度,表示秭归、建始两县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有着较为显著的效果。搬迁后物质资本综合值最高,说明易地扶贫搬迁对于收入增长有很大的带动作用,更丰富的工作选择和岗位报酬有助于实现更高水平的生计资本;其中金融资本的增加最为明显,说明搬迁后收入不断提升,农户能从私人、信用社或国家机构借取资金的能力也得到增强;社会资本变动幅度较小,但也出现增长;但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说明搬迁后贫困户住房、家畜、日常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改善效果显著,但其耕地质量的限制、退耕还林政策等导致的耕地面积变动、自身文化程度低、脱贫主动性低、身体健康条件差等因素阻碍了更高水平生计资本的实现。因此,针对秭归和建始两县搬迁农户可生计面临的问题,比如配套基础设施设施不健全、拆旧复垦复绿工作滞后、就业渠道单一、农户脱贫主动性和内生动力不足等,导致了搬迁农户总体可持续生计能力较弱的情况,本文提出,应提升安置点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巩固后续产业发展、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激发搬迁农户内生动力、完善安置点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体制转型等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对秭归和建始两县搬迁农户可持续的生计资本增长有所借鉴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