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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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各类文献之中。不同时段、不同学派的文王书写呈现出较大差异。传世文献《诗经》《尚书》《逸周书》等,部分关涉西周时期的文王书写,出土文献如天亡簋、大盂鼎铭文,以及周原甲骨等等,相关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西周时期的文王书写笼罩在天命观念之下,此期文献大都强调天命的转移,认为文王得天命代殷。文王伐崇、营建丰邑、娶太姒、生武王等都是天命的安排。上天所以将天命赋予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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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各类文献之中。不同时段、不同学派的文王书写呈现出较大差异。传世文献《诗经》《尚书》《逸周书》等,部分关涉西周时期的文王书写,出土文献如天亡簋、大盂鼎铭文,以及周原甲骨等等,相关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西周时期的文王书写笼罩在天命观念之下,此期文献大都强调天命的转移,认为文王得天命代殷。文王伐崇、营建丰邑、娶太姒、生武王等都是天命的安排。上天所以将天命赋予文王,还在于其为政的表现。文王勤勉为国关怀百姓,重视祭祀占卜,恭奉神灵,任用贤臣。此期文献还强调文王之德的来源及具体表现。文王的德行,有自己的努力,也离不开家庭环境的熏陶,上天的赋予;文王节制饮酒,明德慎罚以及因言修德等,是文王之德的政治表现。《论语》《国语》《左传》以及《逸周书》的部分篇章,关涉春秋时期的文王书写。文王伐崇到了春秋作者的笔下变成了崇国“请降”;此期作品中的文王富于内省精神,其美德具有强大的感召作用;文献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书写折射出时人对文王事殷的主要看法。此期文献认为文王承认纣王的统治,“弗忍”背商,体现了春秋时期盛行的的尊王观念;文王在事殷的过程中,流露出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一时期,作者们在书写文王的过程中融入了自身对当下社会环境的思考。文王是君主“威仪”的典范,也是“文”“质”兼备的明君,在面对重大灾害时,能采取诸多救灾举措,并关注商业发展与社会公平,折射出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这一时期文献的文王书写,开始引用《诗》《书》语句,为战国时期的书写打下基础。战国时期关于文王书写的文献较为丰富,既有传世文献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楚辞》《逸周书》《战国策》等,也有出土文献如上博简、清华简等。此期作品中的文王的身份发生转变。这一时期思想上的繁荣和不同观点的碰撞,催生了正、负面截然对立的两条书写路径。对正面形象的推崇以儒家为代表,认为文王为政以仁,且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礼的准则,是仁与礼的典范;对文王识才用才的书写增加。负面形象以法家和道家为主,《韩非子》着重书写文王应对纣王的政治手腕,突出文王的谋略和野心;《庄子》把文王视为自然之道的违背者。战国时期文王的地位空前提高,被荀、墨等人列入到圣王的行列当中。儒家学者们赋予文王“作者”的特殊身份,将“作”与“圣”相联系,认为只有圣人才有“作”的权力,《系辞传下》记载的文王作《易》体现了这一点。战国文献对文王事迹的关注较之春秋也发生变化,以文王“百里之地”取天下突出仁政的成效,以文王遇太公突出明君之识才、惜才。战国延续春秋的引《诗》用《诗》传统,并在诗本意的基础上引申、演绎,建立新联系,提出新观念,增加自身理论的真实性和说服力。汉代文献对于文王的事迹也多有继承与发展。《史记》对于前代文献的相关书写有总结之功;汉代圣人异表观念盛行,此期作品中的文王形象也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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