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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中国和印度的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从1990年以来，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民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税费负担。与此同时，印度农民也为债务所苦。近年，两国政府采取了措施来应对农民负担问题。中国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印度于2008年免除了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农民从金融机构获得的农业贷款。 从1950年代以来，印度农村就一直存在着农民负债问题。农业的绩效不彰，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困难，以及私人放贷者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导致农民负债问题近年来进一步恶化，造成农民自杀率的上升。印度政府曾于1990年宣布免除农民贷款，但这一政策并未给农民生活带来多大改善，反而使得金融机构更不愿意对农民发放贷款。2008年的农民债务免除政策同样是国大党领导下的政府制定的惠农政策。此政策易于执行，并解除了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的燃眉之急，更有助于国大党赢得2009年的大选。然而，忽视从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农民，缺少对种植不同作物和来自不同区域农民的差异的考虑，以及对农村信贷市场可能的负面影响，都可能破坏政策的长期效果。 作为比较，农业税在中国有着长达2600年的历史，苛捐杂税曾导致历史上多次王朝更迭。1990年以来，农民增收困难，地方政府人浮于事导致了许多地区的农民负担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农民和农村干部的关系由于干部们强行征税而不断恶化，甚至威胁到政府的执政地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决定从2006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此政策扭转了农民负担不断上升的趋势，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迎。但一些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可能将面临收不抵支的困境。农村教育等公共服务也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因此，免除农业税政策的短期效果将取决于政府能否提供足够的转移支付来提供农村的公共服务，其长期效果将有赖于干部不再将农民视为摇钱树。 本文探讨了中印两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成因:农民增收的困难和农村中“寄生性”的利益集团的长期存在，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印度农村的私人放贷者，和中国的部分农村干部，已成为农业发展的障碍。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两项政策的异同:两项政策具有类似的规模，都反映了政治领导的变化对农业政策的影响，也都体现了两国政府不断加强的政策执行力。但中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具有更广泛的受惠面，这与两项政策的直接目标有关:中国免除农业税是巩固执政党政治地位的措施，故受益人应广泛分布。印度免除农民债务是大选前的惠农政策，故受益农民应集中于重要的选区。 综上所述，中印两国的政策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有益探索，但是仅仅免税和免除债务并不能解决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根本问题。组织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建立能代表农民利益的基层政府等是当前政策完成后下一步政策的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