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传统中国的村庄治理方式为“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皇权代表国家，伦理治理则成就乡绅在村庄中的政治地位。在实现治理的层次上，精英、社会、国家息息相关，精英始于村庄，联结乡村社会资源，制衡国家基层官吏的权力运作;在实现治理的逻辑上，由乡绅治理下的村庄构建成为国家的基层治理单元，离退官员返乡后成为乡绅，其对村庄的治理是国家治理逻辑的延伸。国家建构村庄治理的策略决定乡绅权力的发挥程度，乡绅权力的发挥是传统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影响着国家意志的传递与效果。中华民国政府经历农协运动后，推行地方自治困难重重，从而建构起自治与保甲相融合的治理策略。此外，受于科举制的瓦解和社会的发展，乡绅对村庄的治理难以再直接发挥作用。但为保证国家能够按时获得税收，中华民国政府在建构村庄治理策略时仍将乡绅纳入其中，以隐晦的方式支持乡绅参与政治管理，继而导致出现农户变卖家产替乡绅交纳税粮的情形。因此，本文的问题意识是:乡绅等村庄旧权威如何应对国家建构策略变化？通过回答该问题以解释国家建构策略和村庄治理的互动规律。
研究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国家建构村庄治理的策略成为村庄保持稳定的关键。在国家破乱的情形下，乡绅主动退出村庄，但在中华民国政府重构国家治理体系时，重新进入村庄政治并发挥影响，最终向政府履行税收和征丁职责。因忽视村庄阶级和土地矛盾，注重短期利益，中华民国政府实际上对村庄治理建构起一套“维系性——内卷化”的治理策略。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能力欠缺下选择维持原有治理策略，以便迅速地开展基层治理工作并贯彻国家意志;二是采用乡绅隐避施权，产生汲取性治理策略的政治效应;三是采取汲取性治理策略后缺乏监督与滋生腐败，加速政权垮台的负面治理效应;四是扩大并强调乡村社会惯习治理的影响，以此笼络多数农民并维持村庄短期的稳定。
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创新从政权“维系治理”对“内卷化”进一步探究，填补20世纪40年代时，多种政权交替影响下乡绅治理行为的研究成果，以国家建构策略的视角，探究村庄旧权威的变通之策与国民党政权采取的维系性国家建构策略，同时将国家能力和传统文化作为重要因素予以研究。希望在国家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规避村庄非正式治理者的不规范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以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研究支撑。
研究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国家建构村庄治理的策略成为村庄保持稳定的关键。在国家破乱的情形下，乡绅主动退出村庄，但在中华民国政府重构国家治理体系时，重新进入村庄政治并发挥影响，最终向政府履行税收和征丁职责。因忽视村庄阶级和土地矛盾，注重短期利益，中华民国政府实际上对村庄治理建构起一套“维系性——内卷化”的治理策略。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能力欠缺下选择维持原有治理策略，以便迅速地开展基层治理工作并贯彻国家意志;二是采用乡绅隐避施权，产生汲取性治理策略的政治效应;三是采取汲取性治理策略后缺乏监督与滋生腐败，加速政权垮台的负面治理效应;四是扩大并强调乡村社会惯习治理的影响，以此笼络多数农民并维持村庄短期的稳定。
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创新从政权“维系治理”对“内卷化”进一步探究，填补20世纪40年代时，多种政权交替影响下乡绅治理行为的研究成果，以国家建构策略的视角，探究村庄旧权威的变通之策与国民党政权采取的维系性国家建构策略，同时将国家能力和传统文化作为重要因素予以研究。希望在国家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规避村庄非正式治理者的不规范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以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研究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