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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了加速教育交流的必要,同时也为教育交流提供了平台。在教育交流中吸收和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时,必然面临如何使其中国化、本土化的问题。教育本土化并非今天才有的概念,它与教育现代化相伴相生,最初是以“新教育中国化”的面貌出现的。但“新教育中国化”特指二三十年代兴起于中国教育界的一场规模宏大的学术运动,而本论文所指“教育本土化”是一种学术取向,它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本土社会教育家的具体研究活动中,最早可追溯至洋务运动与我国近代教育的萌芽。
所谓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是指活跃于1923-1927年,以余家菊、陈启天、李璜、左舜生、杨效春等人为代表,以国家主义教育协会为核心团体,以《中华教育界》、《国家与教育》周刊及《醒狮周报》为主要学术阵地,信仰与鼓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批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由于具有共同的教育价值理念和教育实践取向,在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教育管理体制乃至学校管理等方面,国家主义教育学派都提出了相同的意见,表达了相同的教育追求,故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教育思想。
国家主义教育可以说是学者直接从西方贩进来的,但由于教育所依存的社会文化、政治及经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加上教育自身的沿袭,国家主义教育在近代民族主义这个大背景下传入中国这块土壤时产生了“本土化”的潜力。基于对文化和民族双重危机的深刻体认和全盘西化论的忧虑,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示了其对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追求与探索。
本文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出现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为切入点,在近代民族主义浪潮这个大背景下,紧跟教育管理学理论的新近进展并以此为视角,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研究法,着力解读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挖掘国家主义教育的本土化立场,并从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教育管理体制及学校管理等方面系统阐述国家主义教育的本土化主张。
本文的结构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言,简单介绍本研究领域已有的成果、本研究使用的方法和研究意义;
第二部分,阐述了何谓“教育本土化”及其兴起的历史背景与动因;
第三部分,先简要介绍了何谓“国家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及国家主义教育的本土化立场,接着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国家主义教育的本土化主张:教育方针的本土化、培养目标的本土化、教育管理体制的本土化、教师管理的本土化和课程管理的本土化;
第四部分,对国家主义教育本土化的分析与评价,包括国家主义教育本土化的文化基础与现实要求、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存在的误区、国家主义教育学派对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探索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