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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思想一方面源于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的探索,另一方面则源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中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内在矛盾。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不少先哲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和描述,在探究世界本原的过程中体现了其总体性思想。随着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近代哲学应运而生,但理性主义的内在矛盾在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与争论中不但没有得以解决,反而使其陷入严重的危机。对总体性思想的弘扬,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了高峰。康德在本体论的视阈里阐述了其总体性思想。他坚持用主体来统摄客体,但同时,又认为主体最终不可能把握客体的总体——“物自体”,因此,主体不可能完全把客体统一于自身。康德这种力求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并没有能解决西方理性主义的矛盾,反而使这一矛盾更加尖锐化、清晰化了。与康德不同,黑格尔既反对唯物论把主体统一于客体的做法,又对康德用主体统摄客体的做法进行了批判。最终,他以所谓绝对概念的客观运动为基础,运用辩证的方法和发展的观点表现人类精神的辩证运动,构建了以总体的“绝对观念”为核心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法体系,以求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完全统一。
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与黑格尔总体性思想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将总体性思想不再局限于观念的领域,而是将其完全引入到社会现实当中,为改造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和方法源于对客观世界整体性的反映,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将自然界、人类社会都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并通过劳动将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两种基本的物质力量关联起来,构成一个“自然-社会”系统的大整体。也正是基于此,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必须建立一门整体性的大历史科学,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历史进行整体性把握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有两方面的指涉,一方面是指涉一种哲学的方法论,即把一定的对象、存在看作为内容及其结构完整的有机体的方法,是一种辩证的观察原则和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是指涉社会的总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总体性的人、总体性的社会、总体性的历史成为马克思主义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核心内容。
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很推崇总体性原则,并作了大量的论述。可以说,强调总体性是贯彻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一条主线。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总体性原则作为构建其社会历史观的基础。卢卡奇把总体性作为辩证法的核心来论证,科尔施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葛兰西则更为彻底,提出了著名的“总体革命”设想。由于受黑格尔逻辑思维的影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带有明显的思辨哲学的色彩。以社会批判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将异化理论和人本主义作为其总体性思想的基本出发点。马尔库塞在深刻剖析和批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异化与单面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拒绝”的“总体革命”观;阿多尔诺以批判“同一性”和虚假的总体的形式阐述了其绝对否定的否定辩证法观和艺术拯救说,明确了其关于总体性的主张;哈贝马斯的总体性思想主要隐匿于其宏大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人和人之间的自由交往关系成为哈贝马斯研究的重点。由此可见,批判性、否定性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总体性思想的基本特征。总体性概念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这里实现了重心向个人的转移。强调人的自由,凸显人的历史地位,提升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成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他们总体性理论的着力点。列斐伏尔“总体的人”的思想和萨特“个体的总体化”的理论,将理论的焦点移向了“个人”,从而创立了以个体实践为基础的个体总体思想。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站在所谓“科学主义”的角度,对总体性进行了自己的阐释。他们也极力推崇总体性,并把总体性与结构性结合在一起,批判人本主义倾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以其“多元决定论”批评“经济还原主义”,强调“同时态”的“整体性”分析方法,主张用总体性方法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结构主义的总体观。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则因其各自的立场不同,呈现出对总体性思想否定与坚守并存的局面。利奥塔明确提出“向总体性开战”,詹姆逊反其道而行之,有力地捍卫和表征了总体性的概念。反观利奥塔与詹姆逊关于总体性的不同立场,总体性的坚守与差异的过分强调可以说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理论流派,他们中间充斥着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歧,充斥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和补充完善,很多人是互相反对的,不少理论观点也是针锋相对的。唯独总体性原则被他们以肯定抑或否定的视角广为提及,只不过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政治经历和遭遇不同,理论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导致对总体性思想理解的差异,内容和评价不尽一致。
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发展某些成果的基础上,从总体性的角度来解读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总体性思想体系。风格各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种种弊端的揭露和批判,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思考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局限所在,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为基础,在合理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闪光点的同时,对其所体现出的对主体性或客体性的片面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思想的断裂解读,以及其总体性思想中所体现出的乌托邦的一面予以有力的抨击,对于不适宜中国实际,有可能带来消极性影响的一些举措和策略要采取不容忽视的态度。
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领悟与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更好地体味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重要意义,进而能够更好地以总体性的视野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整体性,理解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构想与举措,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与世界的整体和谐而作出努力。
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与黑格尔总体性思想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将总体性思想不再局限于观念的领域,而是将其完全引入到社会现实当中,为改造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和方法源于对客观世界整体性的反映,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将自然界、人类社会都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并通过劳动将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两种基本的物质力量关联起来,构成一个“自然-社会”系统的大整体。也正是基于此,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必须建立一门整体性的大历史科学,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历史进行整体性把握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有两方面的指涉,一方面是指涉一种哲学的方法论,即把一定的对象、存在看作为内容及其结构完整的有机体的方法,是一种辩证的观察原则和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是指涉社会的总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总体性的人、总体性的社会、总体性的历史成为马克思主义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核心内容。
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很推崇总体性原则,并作了大量的论述。可以说,强调总体性是贯彻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一条主线。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总体性原则作为构建其社会历史观的基础。卢卡奇把总体性作为辩证法的核心来论证,科尔施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葛兰西则更为彻底,提出了著名的“总体革命”设想。由于受黑格尔逻辑思维的影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带有明显的思辨哲学的色彩。以社会批判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将异化理论和人本主义作为其总体性思想的基本出发点。马尔库塞在深刻剖析和批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异化与单面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拒绝”的“总体革命”观;阿多尔诺以批判“同一性”和虚假的总体的形式阐述了其绝对否定的否定辩证法观和艺术拯救说,明确了其关于总体性的主张;哈贝马斯的总体性思想主要隐匿于其宏大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人和人之间的自由交往关系成为哈贝马斯研究的重点。由此可见,批判性、否定性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总体性思想的基本特征。总体性概念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这里实现了重心向个人的转移。强调人的自由,凸显人的历史地位,提升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成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他们总体性理论的着力点。列斐伏尔“总体的人”的思想和萨特“个体的总体化”的理论,将理论的焦点移向了“个人”,从而创立了以个体实践为基础的个体总体思想。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站在所谓“科学主义”的角度,对总体性进行了自己的阐释。他们也极力推崇总体性,并把总体性与结构性结合在一起,批判人本主义倾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以其“多元决定论”批评“经济还原主义”,强调“同时态”的“整体性”分析方法,主张用总体性方法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结构主义的总体观。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则因其各自的立场不同,呈现出对总体性思想否定与坚守并存的局面。利奥塔明确提出“向总体性开战”,詹姆逊反其道而行之,有力地捍卫和表征了总体性的概念。反观利奥塔与詹姆逊关于总体性的不同立场,总体性的坚守与差异的过分强调可以说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理论流派,他们中间充斥着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歧,充斥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和补充完善,很多人是互相反对的,不少理论观点也是针锋相对的。唯独总体性原则被他们以肯定抑或否定的视角广为提及,只不过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政治经历和遭遇不同,理论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导致对总体性思想理解的差异,内容和评价不尽一致。
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发展某些成果的基础上,从总体性的角度来解读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总体性思想体系。风格各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种种弊端的揭露和批判,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思考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局限所在,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为基础,在合理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闪光点的同时,对其所体现出的对主体性或客体性的片面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思想的断裂解读,以及其总体性思想中所体现出的乌托邦的一面予以有力的抨击,对于不适宜中国实际,有可能带来消极性影响的一些举措和策略要采取不容忽视的态度。
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领悟与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更好地体味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重要意义,进而能够更好地以总体性的视野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整体性,理解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构想与举措,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与世界的整体和谐而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