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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历经32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终于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变革中，企业家是绝对的主角和推动力，而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内在驱动力量。然而，历史地看，中国在经过短暂的乡镇企业家经济之后，由于社会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并未取得突破，企业家才能与精神逐渐地被配置到非生产性的活动之中，特别是最近几年大量的资本流向了寻租腐败密集的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等，从而进一步引发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近年来的“中国模式”定型论也影响了改革的进一步纵深发展，使得企业家精神能量未能得到更大的释放空间。因此，如何引导并推进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与进一步成长，从而实现以“公司的力量”驱动“大国的崛起”，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乃至社会、政治发展最为关键和紧迫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从企业家精神理论出发，探讨经济变迁的动力机制，并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审视企业家精神的沉浮与经济现代化的演变关系。最终本文得到了一些关键性结论:(1)企业家精神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一种由内在的权力意志所驱动的、从事与传统或旧的不相同的活动;发现和创造是企业家行为活动的重要特征;而且企业家精神可能会异化为“特殊性”。(2)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变迁的源动力，但这个动力机制是多因素的互构过程，这些因素包括了制度、信念、国家等，其中制度是经济变迁的重要变量，信念体系则是制度变迁的内在驱动因素，而企业家精神是社会中主导信念的创造者，也是制度变迁的驱动力量，因此，企业家精神与制度、信念共同构成了经济变迁的互构变量。(3)对英、美、日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实例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是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但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常发生异化，这三个国家都是通过信念和制度上的不断完善实现了对“特殊性”的解构，从而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奇迹。(4)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抉择:早期现代化中，企业家精神在外来市场信念的影响下局部地生长起来，并创造了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两个黄金时期;50年代的国家全能主义完全限制了市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则释放了压抑已久的企业家精神，并创造了今天的中国经济成就。这个现代化过程曾多次被“特殊性”所阻碍或隔断，消除“特殊性”成为今天改革的关键性任务。(5)重构市场秩序、打破特权的统制是从制度层面解构和改造“特殊性”的关键;本文提出了具体的策略:首先削弱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对土地、资本等关键生产要素产权进行界定;其次，打破国企垄断特权格局，塑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三，从法治健全入手瓦解权贵利益集团。(6)制度上的改革仅仅是治标;要达到治本，还需要从信念思想这个根本性的因素入手。本文认为通过市民社会的再启蒙，衰落的企业家精神可以得到有效的重振，进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本文提出了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市民社会启蒙运动:首先需要对现代人性进行再启蒙，推动社会从“熟人社会”顺利过渡到进步的“陌生人社会”;其次对市场经济进行再启蒙，塑造机会平等、独立、市场自我调节的信念体系;最后通过自愿团体的发展，为公民权提供生长的空间，推动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因此，通过人性启蒙、市场启蒙、权力(政治)启蒙，从而构建市民社会的信念体系，推动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