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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刑事政策对刑罚立法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对我国1979年后以及1997年后的刑罚立法资料分两个阶段予以述评，这构成本文的一个主要论证基础。通过分析这些刑罚立法资料样本，并与我国不同阶段不同的刑事政策予以比照分析，本文就我国刑事政策对刑罚立法的影响问题，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刑事政策对刑罚立法的影响，分三个不同阶段具有三种不同的影响。在我国1979年刑法典颁布以前，我国刑事政策对刑罚立法的影响表现为"刑事政策替代刑罚立法";在我国1979年刑法典颁布以后，我国刑事政策对刑罚立法的影响表现为"刑事政策决定刑罚立法";1997年修订刑法典颁布以后，我国刑事政策对刑罚立法的决定性影响逐渐松动，尤其是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式提出之后，我国刑事政策对刑罚立法的影响表现为"刑事政策指导刑罚立法"。在分析中，本文提出"权力刑事政策"和"权利刑事政策"之概念界分，认为我国刑事政策影响刑罚立法的发展历程，标示着我国刑事政策从只注重效率价值的"权力刑事政策"，逐步转变为既注重效率价值、又注重保障人权和公平价值的"权利刑事政策"。 就刑事政策对刑罚立法的影响而言，为什么应主张"权利刑事政策"用以替代"权力刑事政策"？这是本文要回答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以历次"严打"前后官方犯罪统计数据以及其间发生的重要案件作为分析样本，提出具有"权力刑事政策"样本意义的"严打"刑事政策之启动，具有权力唯一、坐标偏颇、个案逻辑的主要特征，而以"从重从快"为标志的"权力刑事政策"所追求的效率价值，虽然可能满足短期目标，却会因其忽视了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而导致长期性目标的缺位。这就引出本文的一个重要发现，即在追求社会安全稳定与长治久安方面，"权力刑事政策具有贫困性"，并因而决定其影响下的刑罚立法具有一定程度的暂时性和短命性，无法满足立法本当具有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之属性要求。 学术界在推动"权力刑事政策"向"权利刑事政策"转变中的作用，必须受到重视。学术界作为"社会的良心"，对于刑事政策的发展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这一点上，可以做到的，还应当有更多。因此，"刑事政策之学术性贫困"现象尤应予以警惕。学术界应以独立的学术精神，以自由的思想，敢为"社会的良心"之担当，更好地起到推动"权力刑事政策"更妥当地转变为"权利刑事政策"之作用。 而在"权力刑事政策"向"权利刑事政策"转变中最重要的，乃是如何进行制度建构。如何构筑"权利刑事政策"从而可以使之对刑罚立法产生良性的、正面的影响？这是本文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本文提出刑事政策对刑罚立法之影响应当受到宪政原则的约束的主张。若要使刑罚立法满足长期性目标的要求，那么，刑事政策就必须体现这个开放的社会里那些具有人类共同的价值和尊严，而这些具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价值和尊严，就是刑罚立法对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保障。 这也就是说，若要刑事政策对刑罚立法产生正面影响和良性影响，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防止回到封闭社会的企图，就必须遵循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而刑事政策对刑罚立法之影响应当受到宪政原则约束的主张还意味着，刑罚立法应当体现"刑罚立法不仅限制自由，它还保障自由"的宗旨;而且，那些剥夺人的自由的行政制裁性措施，例如劳动教养，在本质上也属于刑罚，但是它只体现权力之一极的特性，不符合保障自由和权利的宗旨，因此应当被废除，而代之以轻罪轻刑，通过替刑措施、社区矫正、恢复性司法等开放性刑罚制度的引入和制度建构，建构轻重罪行法律后果不同的对称性梯级刑罚制度。 同时，对构筑"权利刑事政策"并使之对刑罚立法产生良性影响起作用的重要原则，还有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是从宪政原则中引申出来的重要原则。从宪政原则中引申出来的重要原则，还应当包含程序原则等，但是，本文囿于篇幅，主要论述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平等原则对刑事政策影响刑罚立法之制约。 "罪刑法定是刑事政策的藩篱"，因此，刑法典明确规定罪刑法定还不够，应当将罪刑法定规定在宪法之中，才能满足这一保障自由的基本准则对任何具有限制和剥夺人的自由性质的制裁性措施的制约。 基于历史的教训，平等原则所蕴含的罪责原则对刑事政策影响刑罚立法也应予以制约，以保证刑事政策影响下的任何刑罚立法，均应当只令犯罪人对其罪责承担相应刑罚，而不应当让犯罪人对一时的时局、某个或几个重大案件的发生等承担加重的刑罚。罪责原则应是打破坐标偏颇和个案逻辑的一把金钥匙。 既然刑事政策影响刑罚立法应当受到宪政、罪刑法定以及平等原则的制约，那么，如果刑罚立法没有满足这些原则的要求怎么办？如何改变那些依然显见并有效的、但是仅仅满足短期性目标的刑罚立法？这是本文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本文在横向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刑罚立法之宪法性审查的制度建构。 刑罚立法包含全国人大颁布的刑罚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刑罚立法和具有刑罚性质的立法、行政机关颁布的准刑罚立法以及"两高"包含刑罚内容的司法解释四个梯级。对这四个梯级的刑罚立法，分别建立全国人大对本级以及下级刑罚立法予以宪法性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本级以及下级刑罚立法予以宪法性审查的制度。公民以及学术界、人大以及政协代表，认为某一刑罚立法或其中某条款违反宪法原则的，可以向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审查的申请。经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该刑罚立法或其中某条款违反宪法原则的，应当予以废除。 本文期待一个保障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权利刑事政策"时代的来临;本文还期待"权利刑事政策"影响下的更加轻缓、更加宽和的刑罚立法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