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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相似的贵族公子形象，他们的语言中充满了警句式的悖论，这些悖论同时也出现在王尔德现实生活的对话中。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尔德和他所塑造的贵族公子的形象在语言风格上是重合的，并且这些贵族公子成为王尔德思想主张的代言人。
本文将王尔德塑造的贵族公子形象及相应的警句式的悖论视为其在整个文学作品创作中的修辞方法，并应用伯克的“五因素分析法”对此进行分析。在王尔德的修辞方法中，悖论的语言形式能够为王尔德以及其笔下的贵族公子提供心理上的优越感，同时这些悖论的语言内容在对个人、女性、以及社会的描述中凸显言语者的贵族地位，表现了他们心理上的贵族式的优越感。
通过语言的形式来建立优越感的做法是王尔德及其笔下的贵族公子在面对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社会晚期的社会状况时所做出的反应。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使贵族阶层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感到威胁；女性意识的觉醒挑战着贵族的男性权威。贵族公子的悖论式的警句中包含了对中产阶级以及女性的轻视。他们甚而通过将中产阶级及女性置于与其对立的位置上来凸显自己的高贵特性。
这种贵族式的心理优越感是一种自我满足的姿态。《忠诚的朋友》、《夜莺与玫瑰》、《快乐王子》三篇童话的文本内容上的悖论反应了这种优越感的脆弱性。《忠诚的朋友》中的小汉斯为友谊付出生命却受到冷落；《夜莺与玫瑰》中的夜莺为爱情付出生命却不受欣赏；《快乐王子》中的小燕子自私掠夺却来到天堂。这三个文本意义上的悖论分别反映了王尔德在个人、性别、以及帝国三个层次上的自我中心性，这与中产阶级的自我中心性相呼应。
王尔德试图通过超乎中产阶级思维能力的悖论语言形式来建立起贵族式的心理优越感。在贵族阶层政治与经济能力的衰退过程中，他试图重新通过语言来建立起保护。然而，处于强势的中产阶级文化之中，他的思维仍然不能超越当时的思考逻辑。最终，他仍被社会所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