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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历史,中国和西方经历了截然不同的货币本位演进路径。欧洲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实物货币一贵金属货币—信用货币的升级,符合货币本位进化的一般规律；而中国,多本位并行,本位倒退等情况多见于历史,以至于长期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与此同时,在16世纪以后,中西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产生了天壤之别,而中国统治者与西方统治者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是解释中西经济增长及货币本位演进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商人阶级一直未能真正取代中国统治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因此对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而言,他们仅仅关注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进一步讲,为了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水平,中国统治者总是在尽可能多的消费和保持社会最低程度的稳定之间权衡。而在美洲金银流入西欧以后,伴随着财富再分配,代表新兴商人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同时作为统治者和市场贸易的参与者,追求整个国家财富的最大化,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与追求整个国家财富的最大化是目标一致的。虽然中西统治者均从事贸易活动,但对整个国家的影响不尽相同；相应的,尽管统治者都以税收作为收入来源,但是中国统治者将税收用于挥霍消费,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的,欧洲统治者在征税的同时,有效的对商人的私有产权进行了保护,从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活力和发展。
具体来讲,由于统治者作用的不同,中西市场结构存在着显著不同。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并行的市场,我们称之为财政市场和商品市场。财政市场即为统治者进行消费和贸易的市场,这一市场不具有生产性,其运行浮于实体经济的需求之外,体现的统治者的财政意志；商品市场为普通的小农,小生产者和小商人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市场,这一市场内生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商品经济运行的规律。然而在中国,统治者的奢侈性消费挤占了小农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性消费,从而使得他们极其缺少剩余产品。所谓没有剩余即没有交换,小农们因此交易需求不足,单次交易的规模小,交易频率低,从而对货币的需求很低；与此同时,统治者的奢侈消费,一掷千金,却造成了财政市场兴旺的假象。而西方统治者与商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使得西方没有存在如中国这般的市场分层,西方商品市场的发展放映的是统治阶级和商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因此西方统治者保护私有产权,促进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加,扩大市场交易容量,从而产生了与中国完全相反的交易特征。由此,中国商品市场的长期萎靡导致了低的货币需求和货币本位,而西方商品市场的繁盛则促进了货币本位的不断升级。
进而,不同的本位制度亦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中国统治者不顾小农经济的实际需要,盲目推行银本位甚至发行所谓的“信用货币”,导致了本位供给和本位需求的长期偏离,进而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导致交易频率下降→货币需求下降→本位的逆转或倒退→商品经济发展迟缓→信用缺失→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相反,欧洲国家依据经济发展不断进化的货币本位,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交易频率上升→货币需求增加→本位进一步升级→交易扩大→财富积累→信用建立→有效金融市场建立→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具体而言,中国由于财政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分离,产生了基于财政需求的高本位和基于商品经济运行的低本位并行的局面。然而,由于国家在货币制定和发行方面的至高权利,使得基于财政需求的高本位占据了名义上的主导地位,这种所谓的高本位实际上并不是内生于商品经济的真正的本位需求,究其本质,是体现国家意愿的强制性的本位供给,然而由于脱离商品市场的实际需求,其并未推动商品经济摆脱贱金属的束缚实现快速发展,反而加重了商品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使得商品市场的发展举步维艰。而西方本位制度的升级使其从贵金属供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节约了交易成本,扩大了贸易范围。缘于信用支付的货币体制的确立,使得与此相关的借贷市场,国债市场等取得了飞速发展。而金融市场的有效安排,降低了资本使用的成本,促进了再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保证了工业革命兴起的资金来源。于是西方在货币制度的有效演进中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本文尝试将历史研究与数理分析相结合,在一个数理经济框架下探讨中西不同经济增长与货币演进路径选择的制度因素。